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学术界有影响到国际学术界受关注。70多年来，从自然田野发现到科学地下发掘，从外国人主导到中国人全盘掌握，从业余人士零散考察到专业人士系统发掘，西藏考古走过了一段不断创造奇迹的辉煌历程。

　　西藏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

　　1950年以前的西藏考古工作，话语权基本由西方学者掌握，且主要是一些由非专业的传教士、商人、游历者、“探险家”等所做的零散的地面文物调查工作，只有意大利学者图齐(G.Tucci)和俄罗斯人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等人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值得关注。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执行2022年夏季科考任务的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青藏科考)“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分队在海拔约3900米的格布赛鲁遗址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孙自法 摄

　　1951年和平解放后，西藏的考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195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首次在西藏那曲、定日、林芝、墨脱等地发现一批可能属于石器时代的考古遗物、遗存，西藏考古学正式登台亮相。1961年2月，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拉萨澎波(林周)农场东北发现并清理了8座古墓葬，揭开西藏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而1977年由昌都水泥厂工人在施工中发现，1978年夏首次试掘、1979年5月至8月第二次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填补了中国田野考古学在西藏地区的空白，成为青藏高原科学田野考古工作标志性事件。

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受访者供图

　　截至目前，西藏已调查登记的各类文物点446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73处，其中国家级70处、自治区级603处、市县级1700处；可移动文物达51万件。以卡若遗址、曲贡文化遗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古格石窟群、皮央东嘎遗址、琼结藏王陵等为标志的一系列史前石器遗址、墓葬遗址、岩画，以及石窟、岩画、造像等文物遗存的发现，使西藏地区早期文明史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呈现。其中，拉萨曲贡文化遗址、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分别入选1991年、2014年和2020年度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西藏考古为探索中华文明的早期区域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撑。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果拉康遗址中的壁画。贾英杰 摄

　　从空间范围看西藏考古

　　西藏地区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文物点已遍地开花，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更为丰硕，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那曲市和阿里地区，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考古学家认为，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至少存在着三种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即：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藏东河谷区文化，及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文化，及主要从事定居农耕和渔业经济的曲贡居民群体；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及从事游牧、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

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打制石器。受访者供图

　　这三大文化各有风格，又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和融合，西藏地区考古成果显示，在大大小小的区域性之间，既有个性特征，又存在疏密不等的内在联系，且都与祖国内地的石器时代文化保持着深层次关联。黄河上游的氐羌系统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都曾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青藏高原特别是西藏地区，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构成西藏古代文明的底色。

　　2022年1月13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的西藏自治区4项重要考古发现中，包含位于拉萨市当雄县的当雄墓地。这处吐蕃时期的墓地，墓葬中既有吐蕃时代的“赭面”人物陶器碎片，以及具有吐蕃文化特征的鸭嘴流单耳平底罐，也出土了具有唐风唐韵的90余颗石质黑白围棋子、雄狮鸟纹金耳勺、漆皮残片、纺织物等，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脉络的具体反映。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当雄墓地出土的雄狮鸟纹金耳勺。国家文物局供图

　　从时间范围看西藏考古

　　西藏发现的各类文物点，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珍贵文物，时间跨度长且逐渐形成清晰发展脉络。

　　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在西藏尼阿木底遗址发掘出土了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石叶加工技术为主要特征，年代距今至少约3万年，证明了人类在距今3万到4万年前，在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末次冰期间冰阶已登上了青藏高原。

　　西藏西部首批系统发掘的史前旷野遗址——切热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少见的具有明确地层堆积的史前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填补了青藏高原腹地距今8000年至10000年史前考古文化的空白；夏达错遗址则属距今8500年到7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夏达错的美丽风光。孙自法 摄

　　西藏地区的考古，特别是近4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业已填补了早期文明史上的诸多时间空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如藏北申扎的珠洛勒和多格则、藏北班戈色林错东南岸的各听、藏西日土的扎布和夏达错东北岸、藏南吉隆的哈东淌和却得淌等遗存的发现，说明更新世的自然条件远比今天优越，更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藏北申扎一带发现的旧石器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长刮器和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都同样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泌水下川、宁夏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被认为都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系统。

　　从文物类型看西藏考古

　　卡若遗址发现的房屋建筑，既有木结构的草泥墙建筑，也有半地穴式的卵石墙建筑，还发现有石铺路、石墙建筑、窖穴等，卡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粟粒和谷灰，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西藏东部地区就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卡若遗址出土文物数万件，包括石器7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块，装饰品50件等。

从西藏昌都江达县境内的乃若山墓葬内出土的单耳陶罐。陈祖军 摄

　　考古学者认为，卡若文化与在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黄土堆积中发现一些遗址，以及在北面的甘肃、青海境内存在着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遗址保持着密切关系。

　　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若遗址的盘状敲砸器见于甘肃四坝滩、永靖大河庄和酒泉下河青马厂类型遗址。切割器见于兰州附近的罗汉堂、齐家坪等马家窑文化遗址。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也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

　　至于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属于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传统和居住形式。在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米，属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耐干旱，南方较少种植。卡若遗址出土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面来。

游客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马家窑遗址参观。张宇 摄

　　昌都小恩达石棺墓葬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也与西北齐家文化相关，同时与西藏以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青海等地发现的石棺葬文化存在联系。

　　拉萨曲贡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青铜镞表明，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曲贡文化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地区，是西藏地区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曲贡村民过着以农耕方式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曲贡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小的土著文化，但依然与齐家文化存在某种联系。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受访者供图

　　从交往交流交融看西藏考古

　　考古学者研究发现，西藏南部地区的细石器更接近华南地区的石器传统，尤其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关系。专家认为，西藏的细石器更可能来自内地，既有从北方草原通过半月形文化带进入青藏高原的可能，也有通过横断山区沿大江大河进入西藏地区的可能。

　　西藏考古成果也展现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乃至外部世界持续存在的交往交流。山南市昌果沟遗址既发现了青稞、小麦、豌豆等被认为是来自西方的农作物及经济作物，也发现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等植物遗存。在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被认为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

　　而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葬中发现有丝织品、金面具、铜器、铁器、木器及大量殉葬动物骨骼，年代约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半叶的东汉时期。其中带有汉文“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是西藏地区考古中首次发现的丝织品，也是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西藏阿里地区出土的王侯汉字织锦。受访者供图

　　与之年代相近，距今1800年左右的曲踏墓地，随葬有箱式木棺、黄金面具、丝织品、陶器、铜器、铁器、木器和料珠等。其中“王侯”汉字织锦，体现出和新疆地区同一时期丝绸织物的近似性，说明两者可能存在内在联系，而织锦汉字则表明其制造地或者发源地只能是中原地区。

　　吉隆境内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是西藏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通唐代汉文碑铭，是唐朝太宗高宗时期奉命出使天竺的大唐御使王玄策一行，开拓经过吉隆河谷的吐蕃—尼婆罗道抵达南亚的珍贵史料。在山南市博物馆收藏的170多件吐蕃时期出土文物中，则除了反映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文物，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特色的器物之外，也收藏着具有希腊风格的酒神银盘及20枚萨珊银币等，是中外文化交流在西藏地方考古和文物中的反映。

参观者在西藏山南市博物馆观赏彩陶文物。张伟 摄

　　西藏考古成就揭示了西藏古文明里中华文化的底色、高原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国各民族间深厚、宽广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规律，从一个区域、一个学科的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科学论断。(完)

　　作者简介：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张云

　　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担任多卷本《西藏通史》执行总主编，著有《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吐蕃丝绸之路》、《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等十余种，合著十余种，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