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喜饶嘉措大师于1884年阴历四月初八诞生在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贺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乳名多杰。多杰的父亲名叫拉浪杰，母亲名叫拉浪吉，多杰还有一个年长他五岁的姐姐，叫李毛先。

多杰两岁时父亲病故，3岁时母亲带着姐姐和他返回母亲的娘家，5岁时母亲把年幼的他送到古雷寺一位叫洛赛的老僧人处。洛赛老僧人是多杰母亲的伯父，早年在此寺出家为僧，性格温顺。洛赛老僧人见自己的侄女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他的身边，既高兴又感动。他见这小外孙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灵气异常，甚是欢喜,便形影不离地让他陪伴在身边，有意培养他，从最初的识字开始，慢慢让他念诵一些日常经文。渐渐地,洛赛老僧人发现这孩子天赋过人，教什么一学就会，再难的经文读上三四遍亦熟记无误。

多杰长到7岁时，在古雷寺高僧拉仁巴诺吾仁波切座前受沙弥戒，正式取法名为喜饶嘉措（寓意智慧的海洋），又拜拉仁巴托麦仁波切系统学习佛教经典，两位拉仁巴高僧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培养喜饶嘉措，期望他将来成为有用之才。

喜饶嘉措出家之时，虽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但古雷寺迎来了创寺六百年以来的黄金季节。古雷寺历史上的第一位拉仁巴高僧和第二位拉仁巴高僧同时坐镇一座寺院，又有十几位格西大学者辅佐他们，一时间古雷寺学者云集，声名远扬。

喜饶嘉措自幼天资聪颖，六根清净，与同龄人相比有着非凡的天赋。这些高僧学者慧眼识珠，第一眼见到喜饶嘉措便都觉得这孩子日后定能成大器，都从不同的角度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小小的喜饶嘉措身上。9岁时，他聪慧颖悟异于常人，寺中需要念诵的经文，倒背如流，所有仪轨，应用娴熟。11岁时，于学习之余按当地习俗，随同师傅或年长的学僧到附近乡村去从事一些简单的佛事活动，以化缘求得些许布施，补贴生计。15岁时，古雷寺有一位叫鲁智的佛画师，在自己的僧园内修建了一座别致的小花园，寺内僧人闲暇之时经常游览该园，称赞之余喜欢赋诗填词。一日喜饶嘉措也前去观赏，感叹之余为其赋诗，“博大妙智贯经文，洞彻精义无遗留，顶礼土旦嘉措尊，请赐无碍之辩才，药树葱茏园林中，稀奇庄严无量宫，画师鲁智之寮舍，福泽眼中甘露融” 。诗句虽短，但立意新颖，起承自然，转合得体，其才华显露无遗。16岁时，年轻的喜饶嘉措带着古雷寺两位高僧拉仁巴的厚望和家乡父老乡亲的希冀，赴甘肃拉卜楞寺继续深造。在秋季法会期间，他加入拉卜楞僧团，先后拜大格西迭部官切喇嘛系统地学习了因明逻辑学，拜大学者贡唐洛哲嘉措学习了中观理论，拜德唐活佛学习了律经等。喜饶嘉措在拉卜楞寺用五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学僧十二个春秋才能完成的课程，这样充满智慧、奋发向上的学僧人见人爱。同时，深受拉卜楞寺四世嘉木样活佛在内的诸多学者的赏识，特别是大学者贡唐洛哲嘉措亲自给他授了比丘戒。这几位高僧大学者同时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在一个学僧身上，在当时来说非常罕见，甚至有人说，拉卜楞寺三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少。可见，20岁出头的喜饶嘉措已经锋芒毕露，而且又有远大的抱负。后来，在恩师贡唐洛哲嘉措等的再三鼓励和资助下，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只身徒步向西藏拉萨进发。

遵照大师的意愿和嘱托，喜饶嘉措21岁那年到达拉萨，入哲蚌寺果芒扎仓学习。在这里先后跟随精通显密经典的大格西乔智噶布和布都仁波切等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深入而系统地学习了所有显密经典要义。

勤奋好学的喜饶嘉措早早修完五部大论，以辩才出众而声名远扬，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器重在罗布林卡举行的特殊辩经法会上，各方大德学者共集问难，喜饶嘉措一一应对，获得桂冠，因而被破格授予拉仁巴格西称号，最终得以参加大昭寺辩经法会，获头等拉仁巴格西称号。

拉仁巴是藏传佛教最高学位，学僧在修完五部大论后经所属学院严格筛选，符合参加拉仁巴学位答辩的学僧，推举给西藏噶厦后，参加拉萨大昭寺前举行的正月祈愿大法会辩经考试，方可正式取得拉仁巴格西学位。

1915年，年仅32岁的喜饶嘉措获得拉仁巴格西称号，他凭借自己佛学上的渊博和出众的辩才能力，成为当时全藏区公认的学问最渊博、知识最全面的学者之一。从此，在各种辩论场合，只要喜饶嘉措参加答辩，西藏各大寺院的学僧就会不远千里来聆听。他的名声如日中天，光耀万丈，他在西藏佛学界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西藏历史上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在他亲政期间，英国入侵西藏，发生江孜之战，在内地发生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面前，他为了寻求更好的出路，先后到达北京、外蒙古、印度等地。不久，他回到拉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重振西藏文化方面，他多年来一直想将藏传佛教所有典籍作一番彻底梳理，但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人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喜饶嘉措在拉仁巴格西学位答辩时的风采，他认为他需要的人选，这回自己冒出来了，继而亲自把喜饶嘉措邀请到自己的夏宫罗布林卡，特聘他主持整理校勘各种经典。

1916年，喜饶嘉措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担任重刻布顿仁钦珠(1290—1364)全集的校对任务，经过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布顿全集》的校勘任务。尔后又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主持重刻大藏经《甘珠尔》的校勘任务。他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甘珠尔》的校勘任务。在校勘《甘珠尔》的同时，还完成了《第悉桑结嘉措全集》等巨著的校勘工作。他前后用了15年的岁月，完成了上述经典著作的整理校勘工作。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喜饶嘉措的渊博学识甚为倚重，凡藏传佛教经籍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常征求喜饶嘉措的意见。在这期间，喜饶嘉措还接受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托，担任西藏三大寺及上下密宗学院等应届堪布升迁时的主考官，将这些候选人的佛学功底以讲辩形式考核摸底后，如实禀报达赖喇嘛分别任命。同时，他还兼任西藏噶厦创办的贵族学校的老师。

喜饶嘉措以其渊博学识，成为藏区学术界的泰斗，前来求教问难者，不胜枚举。他先后在三大寺轮回讲授五部大论，著名学者如后来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果芒学院堪布曲沛嘉布、格西雄巴次成、藏族史学家更登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札、更浪洛桑坚赞等皆出自他的门下。俗家贵族也多送子弟在喜饶嘉措座前求学，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金⋅索南亚布、德格赛⋅索朗旺堆、擦绒等都曾拜他为师。从此喜饶嘉措成为桃李遍藏区的大师，他的学生和僧徒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西藏政坛和宗教界的显赫人物。

喜饶嘉措在西藏的一举一动不仅引起了中国内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同样，也引起了邻邦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关注，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或联系、或派人前来邀请。如英印政府直接派大学者罗列赫前往西藏商谈喜饶嘉措赴印度便是一例，因喜饶嘉措大师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正在从事大藏经《甘珠尔》的校勘任务而未能成行，遂推荐爱徒更登群培与罗列赫同行周游印度。

1933年12月17日，5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接着，西藏看似平静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大小权贵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贵族之间的矛盾、前藏和后藏之间的矛盾、“亲汉派”和“亲英派”之间的矛盾、青藏和康藏之争，都从暗地里涌现出来，成为公开的事情，还有在外面虎视眈眈的英国人和沙俄人，时刻注视着西藏局势的发展。此时，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红极一时的大学者喜饶嘉措大师也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性，更有些人对他主持校勘的大藏经《甘珠尔》颇有微词。这时候他想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次谈话，要他到西藏以外更广阔的地方去施展才华，把藏族文化传播到更远、更广阔的地方。

1936年冬，喜饶嘉措大师终于接受国民政府的再三邀请，在国民党监察委员黎丹等人陪同下，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及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班禅堪布厅、甘青会馆、青海同乡会等的热烈欢迎。九世班禅比喜饶嘉措大师大一岁，早喜饶嘉措大师13年离开西藏，在内蒙古、北京、南京等地活动。此次，欣闻喜饶嘉措大师要来南京，特别嘱托內侍人员，喜饶嘉措大师要在班禅堪布厅安身，自己在内地的未尽事宜托付喜饶嘉措大师来完成。次年，九世班禅在回藏途中经过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等地，最后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的甲拉颇章。

1937年初，喜饶嘉措大师受到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林森、汪精卫、戴季陶等的先后接见，也受到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同时，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张治中等虔心佛教的政客经常拜见他，请教佛教中的疑难问题，他成为这些将军的精神导师。

为了加快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广大的内地知识分子对藏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大师又被聘为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国立五所大学客座教授，开设藏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为内地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和爱好藏学的人才，由此开启了藏学研究在内地发端的先河。大师在繁忙的讲学之余，一面整理散落的藏文佛经，一面从事佛学著述。与国学大师陈寅恪、陈垣等，佛学大师吕澄、杨仁山、欧阳渐等进行学术交流，还与上海大菩提协会会长赵朴初、《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等有着密切的交往。

大师首次在内地讲经是在上海大菩提协会，对赵朴初会长为首的三百名学徒讲授菩提道次第等佛经。随后在南京、武汉、成都、重庆、兰州等地根据各佛教团体的意愿讲授菩提道次第、圣道三要等佛教经典要义。在西安广仁寺官付清大喇嘛的提议下撰写了《宗喀巴大师礼赞十七颂》，同时，还在各佛教古刹和道场等不同场合多次进行了藏族文化大讲座。

抗战爆发后，日军轰炸南京，存放在甘青会馆的大师著作手稿等一夜间被化为灰烬，大师痛心疾首。面对日冦野蛮行径，大师撰文号召佛门僧徒团结抗日，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极力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1938年，喜饶嘉措大师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凡涉及藏传佛教和蒙藏等民族的事务常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时刻关注着这些地区的僧俗事务，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务实建议。1939年5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拨发经费，组织抗战宣传团，派他到甘青两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他到过很多地方，利用他的影响力，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一方面讲经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护送团队离开青海塔尔寺前往拉萨，喜饶嘉措大师特地赶去参加护送，亲自主持宗教仪式，祈祷他们一路顺风。8月29日，在青海湖边以国民政府名义进行盛大的万人祭海典礼，派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中央政府维持秩序，喜饶嘉措大师负责祭海仪式，连续五天时间在祭海的同时给前来参加祭海的藏、蒙古、汉等各族各界群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喜饶嘉措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大小银印两枚。这是国民政府颁给西藏高僧为数不多的册封之一。喜饶嘉措大师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佛，但他的学问与声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流落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都对他另眼相看，而且寄予厚望，国民政府也了解其中的含义，为此，册封他为“辅教宣济禅师”，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1941年，大师家乡的父老乡亲为了抵制马家军的兵役，联名上书请大师想个万全之策，大师即刻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大师的出家之寺古雷寺创办了“国立青海喇嘛教育国文讲习所”，1942年3月正式开学，他亲自任所长，从此以后马家军免去了当地的兵役。这所学校在当时培养了很多僧俗学员，青海解放后，这些学员大部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彭哲先生、西北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宁吾嘉先生、青海民族出版社原副总编智华先生、青海省人民政府翻译处原副处长屈焕先生、青海省佛教学院原副院长彭措先生等都是从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1943年，喜饶嘉措大师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西藏，主要是希望借助其声望及地位开展一些活动，但他们在西藏那曲受阻，经过多次交涉无果后被迫返回重庆。根据近几年公布的资料得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随大师同行的五十余人，其中有大师的徒弟、翻译，也有随行去朝佛的，还有国民政府军统人员，事情坏在这些军统人员的身上。当时，那曲的防守官是大师曾经的徒弟，他很好地接待了大师一行，但是，等待了一个多月后接到了西藏噶厦的最后通牒，只准大师师徒进藏，其余人原路返回。大师考虑到这些随从的安全，同他们一起返回重庆了。此后，大师相继到安多地区负有盛名的卓尼大寺、拉卜楞寺、夏琼寺、支扎寺、广惠寺、却藏寺、佑宁寺、塔尔寺、赛宗寺、尖扎德庆寺、昂拉金殿寺、堪布拉寺、贵德罗汉堂寺和珍珠寺、藏王热巴巾之塔等二十几座古刹礼佛讲学。最后，到热贡地区的各大寺庙，讲授和传达佛教教义。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群趋座前，执经问难，即便是名冠一时的拉卜楞寺金座贡唐活佛、同仁隆务寺寺主夏日仓活佛、赛宗寺寺主阿柔仓活佛等亦皆以师礼师之，执礼有加。

1947年，大师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职，参与管理蒙古地区、藏族地区及其他各省信奉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此年4月14日，甘肃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圆寂，寿年仅32岁，喜饶嘉措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往拉卜楞寺致祭。途经甘肃临夏时，访问临夏清真大寺，与临夏地区各界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亲切交谈，增进了宗教互信，不仅如此，大师还与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循化街子清真大寺等宗教教职人员有长期的交往关系。

1948年，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南京政府行将土崩瓦解，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此时，喜饶嘉措大师悄然回到了古雷寺，潜心修佛，并给僧俗学员讲学。同时，还为家乡的建设献计献策，特别是大师提倡家乡人民植树造林、开展集市贸易、调解邻里纠纷，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受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府的敬重和信任，应青海军、政委员会之邀请，他欣然回到西宁，受到廖汉生、张仲良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开始了与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服务的新生活。

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政府副主席。次年，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在省政府任职期间，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秩序等迈上正常的轨道，青海各族人民真正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才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政府。这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有青海民族公学（青海民族大学前身）、《青海藏文报》、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等相继诞生。作为省政府的分管领导，这些新生事物的诞生都与他的直接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此时，喜饶嘉措大师还与十世班禅联合号召青海佛教界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抗美援朝，完成了“青海佛教号”战斗机的捐献任务。

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会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著名人士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并组织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1951年，在西安会见了西藏赴北京和谈代表一行，其中阿沛?阿旺晋美是大师的学生，其他几位也都听过他的课，非常仰慕他。1952年11月15日，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议。次年6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大师任第一副会长。9月19日，圆瑛法师圆寂，喜饶嘉措大师出任代理会长。1954年9月20日，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喜饶嘉措等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8月，喜饶嘉措大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5年4月4日至5月4日，以73岁高龄的喜饶嘉措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10人，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对缅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宗教团体首次与外国友好往来。11月9日，喜饶嘉措会长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这是中国佛教协会首次参加“世佛联”大会。喜饶嘉措当选为大会常设机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主席。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大师兼任院长。他亲自给藏语班授课，对僧俗学员除要求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质外，更注重爱国爱教、德行戒律的教育。同时，大师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积极致力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关心培养佛教人才，开展佛学研究工作，还经常到全国各地调研讲演。讲演内容往往是佛教与时代相结合，74岁的他口齿伶俐，慷慨激扬，轰动全国。

1957年，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世界佛教大会，之后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还出席由职工委员会、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机构共同组织举办的佛教文艺和佛教哲学会成果纪念会。1958年，应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喜饶嘉措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到柬埔寨王国参加为期15天的第六届世界佛教大会。秋末，应苏联和瑞典两国政府的邀请，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大师赴苏联参加为期八天的世界佛教协调理事会，接着赴瑞典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大会。1961年，应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大师率领中国护送佛牙代表团到达斯里兰卡进行为期20天的访问。为了广泛传播我国的民族宗教文化，他不辞高龄到这些国家访问和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增进了中国佛教和国际佛教界的交流和合作，成为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当年11月10日，喜饶嘉措会长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柬埔寨出席第六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

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发展新中国藏文翻译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初，他校审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后来，又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初审工作。同时，为组织、建设和培养新中国第一批藏语文翻译出版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期间抽空到中央民族大学给全体师生授课，还对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文法等进行审定，时常关注新中国藏族文化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党和人民给予这位佛学大师很高的荣誉。喜饶嘉措大师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

对于喜饶嘉措大师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佛学泰斗”。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写信，对大师予以慰问和勉励。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面为大师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大师配有藏汉两种语言的秘书以及专用汽车。1960年，周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4000公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大师，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循化县道帏乡古雷寺修建一座钟楼，以示对大师功德的嘉勉。

1968年11月1日，喜饶嘉措大师在西宁圆寂，终年85岁。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喜饶嘉措大师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所做出的功绩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青海省人民政府于1979年10月7日，在西宁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汪锋、阿沛⋅阿旺晋美、扎喜旺徐联合署名的《爱国老人喜饶嘉措》一文，对喜饶嘉措的一生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文章指出：“喜饶嘉措是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

喜饶嘉措大师一生刻苦求学，著作等身。他一生有15本著作，但这些手稿大部分在日军轰炸南京期间损失殆尽，剩余一小部分后来在甘肃兰州饭店入住期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焚毁。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和过去留存的少量著作，1952年由青海新华印刷厂用长条形式铅印出版两本，1982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再将这些汇集成三卷本出版发行，2013年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修订和补充后，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新版三卷本。

纵观喜饶嘉措大师的一生，他年幼丧父，二十几岁时母亲与姐姐先后离世，只有姐姐唯一的儿子时常陪伴他。另外，从宗教层面来说，喜饶嘉措大师既不是活佛转世，又不是达官贵人的后代，完完全全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所有的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毅力拼搏得来的。从政治层面来说，据吴忠信和黎丹等人的书信记载，国民政府早年邀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与元代邀请八思巴、明代邀请释迦也失、清代邀请章嘉若必多吉等有相似之处，但前面几位名曰“帝师”，只为几个上层人士服务，而喜饶嘉措大师摆脱了历史上“帝师”的局限，全方位投入汉藏文化交流。在不同时期喜饶嘉措大师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为汉藏文化交流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致力于汉藏文化交流的同时，为民族团结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大师爱国爱教的精神让世人永远缅怀。（中国西藏网 通讯员/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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