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进入西藏地方的不同宗教文化，有的短时间内消失殆尽，有的则不断发展演进绵延至今。藏传佛教何以在雪域高原传承千余载？如今藏传佛教持续呈现出佛事和顺、宗教和睦的局面，其中有哪些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说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近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布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详解。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提及西藏宗教文化，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藏传佛教，西藏只有藏传佛教一种宗教文化吗？不同宗教文化在西藏的演进历史是怎样的？

　　布穷：西藏并非只有藏传佛教一种宗教文化，还有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各宗教教派，信教群众信仰自由。

　　就规律性现象而言，传入西藏地方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有一个本地化或本土化过程，是宗教传播的普遍社会现象，也是世界各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时，必然面临着与当地原有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融合，最终被新地域民众接受的一个过程。

　　17世纪的莫卧儿传教会及18世纪的意大利卡普清修会，先后派遣传教士进入阿里及拉萨传教。起初均得到地方政权支持，最终却因触碰藏传佛教寺院集团利益，以及思想未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而退出。及至18世纪中叶，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进入昌都芒康县传教，采取“入乡随俗”的传教方式才顺利落脚，在此修建了西藏现存唯一的盐井天主教堂。从建筑外观看，盐井天主教堂的房檐、廊柱等与藏式民居相似，内部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东西方文化在此很好地融合。

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昌都芒康县盐井天主教堂。芒康县旅游发展局 供图

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昌都芒康县盐井天主教堂。芒康县旅游发展局 供图

　　公元14世纪从克什米尔、巴尔蒂斯、拉达克等地进入西藏的穆斯林商人，以及元朝以来内地进入西藏的穆斯林商人和军人，定居西藏并与藏族通婚。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相应日常行为规范外，通过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上的不断自我调适，日渐本土化，受到本地社会的包容与接纳。西藏现有4座清真寺，拉萨有大小两座清真寺。据统计，拉萨现有世居穆斯林1.2万人。

拉萨清真大寺。中新社记者 贡嘎来松 摄

　　中新社记者：藏传佛教何以在西藏发展传承至今？

　　布穷：从文化上讲，中原和古印度传入西藏的佛教，也是一个宗教本土化、中国化传承至今的典型案例，也与佛教强大的适应性及文化的多元化分不开。藏传佛教吸收了来自中原、尼泊尔、古印度等佛教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调适、改造、革新，从而适应不同时代社会。

　　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的发展深受汉传佛教影响。佛教传入中原始于汉代，早于佛教传入西藏，加之藏汉同源，以及西藏与内地自古以来保持的密切联系，故藏传佛教在前弘期(约公元641年至841年)深受汉传佛教影响。继唐朝文成公主进藏后，金城公主同样笃信佛教，她修建“九顶证慧木屋寺”，并安排汉族僧人管理，还在吐蕃开创“谒佛之供”和“七期荐亡”两种佛事活动。此时，佛教徒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对佛经进行不同阐释，形成不同的传承，“慈悲为怀、忘我利他”的佛教伦理开始由贵族阶层进入寻常百姓家。

　　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同时，还吸收了天文历算、建筑工艺、医学、文化艺术等大量的中原文化，极大丰富了西藏文化。

　　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吸收了古印度和尼泊尔的建筑、医学、文学艺术等文化，以及波斯、回鹘等周边民族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极大丰富了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促进其本土化进程，形成具有高原本土化特点的藏传佛教。

　　从政治上讲，佛教自传入西藏开始，就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与当地政权紧密结合。西藏的原始宗教为苯教。佛教本为舶来品，但从松赞干布开始，佛教在西藏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借力就是西藏地方政权。进入十世纪后，更是通过与西藏不同割据政权的结盟逐渐形成存续七百多年的政教合一制度。二是尊服内地中央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政权就与当时的唐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而当时的佛教势力并不反对这种联系。从十三世纪开始，经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各教派商定，西藏归附当时的蒙古汗国及后来的元朝中央政权，从此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各教派势力和地方政府尊服内地中央政权的传统形成并长期延续。至清朝、民国时，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了完整有效的治藏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布达拉宫。中新社记者 贡嘎来松 摄

　　中新社记者：藏传佛教发展传承历史中，存在哪些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布穷：宗教在西藏的消极影响多种多样、原因复杂，判断的标准，主要应看其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发展进步、危害人的全面发展。

　　旧西藏历史上，藏传佛教独一无二的特权导致宗教恶性膨胀，进而诱发宗教消极影响恶性膨胀。

　　一是藏传佛教内部自身腐化堕落，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正基于此，故而要求僧人苦修敬重戒律。二是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演变争斗，甚至引起各种大小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三是藏传佛教已然成为剥削残害农奴、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四是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藏传佛教逐步成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的阻碍。

　　因此，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的同时，要积极挖掘宗教教义教规中的积极因素，发挥其积极作用。

　　佛教伦理中，有修禅定、调节心灵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其积极的普世作用不可否认。藏传佛教以其特有的信仰力量和道德教化，作用于人们生活的精神领域，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对现实社会起着道德调节和教化的作用。

　　2016年12月23日，拉萨大昭寺僧人点燃酥油灯。当日为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燃灯日”，是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圆寂成佛的日子。中新社发 李林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要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布穷：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发展方向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中国正向更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努力，旧西藏的农奴们坚信因果轮回，认为前世造业，今生就会受苦，于是坦然接受当时的悲惨生活，丧失改变命运的自觉性。然而，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目的，是巩固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藏传佛教积极作用。藏传佛教界能够在教义阐释、积极引导信众等方面为之做出贡献。

　　其次，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也有益于其自身发展。寺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载体，西藏在创新寺庙管理中，重点提出将僧尼视为公民和朋友，这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一个十分典型的做法。西藏的僧尼每年可参加免费体检，并纳入社保体系；一些有条件的寺庙还修建了养老院，看病、养老都不再发愁；爱国守法的僧尼也能受到奖励。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些利寺惠僧的创新举措，获得僧众一致好评。僧人们如今可充分享受现代化的便捷。修行环境的改善，令其更能心无旁骛、潜心研修佛法，也才能为信众提供更好的宗教服务、保障僧俗信众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2012年5月7日，8座寺庙的百余名僧尼来到拉萨市人民医院，进行免费体检。中新社发 李林 摄

　　对现代化发展的认同感，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个过程。西藏佛学院创办的少年活佛班，首届7名活佛完成9年义务教育学习，已各自回到寺庙进一步学修宗教造诣。目前，第二批9名少年活佛正接受9年义务学修。这是西藏在培养少年活佛的一次创新探索，变寺庙传统培养为与现代学院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佛学院还注重培养小活佛们的兴趣爱好，篮球、藏文书法、画画等一样不少，他们私底下也喜欢用平板电脑上网、追剧、看球赛，用起网络比我还熟练。

2021年3月23日，西藏佛学院开学第二日，少年活佛们上体育课打篮球。中新社记者 贡嘎来松 摄

　　但对较偏远的寺庙来说，他们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认识还不够，仍需西藏的宗教界人士及研究人员探寻出更优化的路径。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更充分把握藏传佛教发展规律，积极淡化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引导和教育信众积极融入现代化文明生活，正确对待现世和来世、世俗与神灵的关系，转变观念、崇尚科学，理性看待宗教，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受访者简介：

　　布穷，男，藏族，1961年生于西藏山南乃东县。1986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获藏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至今在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兼任西藏佛学院客座教授。曾发表过《浅析藏传佛教在建设和谐西藏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浅谈是谁在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