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喜饶尼玛提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 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抗日救亡浪潮中，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先后经过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他们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顺利北上，同时也在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于1935年5月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在这里，他们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了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达维、懋功（今四川阿坝州小金县）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继而，翻越梦笔山，从卓克基到毛尔盖，踏尽茫茫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于1936年底到达云南中甸藏区。后渡过金沙江，抵甘孜地区。6月在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后，部队重新北上，经阿坝、岷县等地，于10月在甘肃会宁完成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最为曲折，他们“三过草地，四越雪山”，在涉藏地区的时间也最长，达一年零五个月。他们是1935年5月进入藏区的理番、懋功（今四川阿坝州小金县）等地，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擅自率部至甘孜。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于甘孜汇合，经朱德等同志的斗争和说服，张国焘被迫撤销伪中央，红四方面军始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于7月初离开甘孜，经阿坝、腊子口等地，到达甘肃会宁，后至陕北。

　　今天，在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我再次重温了红军经过四川涉藏地区的那些事。

　　中国工农红军在北上路经四川省涉藏地区时，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用行动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还利用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制造和挑起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拉拢藏族土司头人设置重重关卡，进行武装阻击，同时在群众中散布大量谣言，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共产共妻”“青面獠牙”，挑拨民族关系，驱逼群众离寨上山，运走粮食和牲畜，妄图置红军于死地。为此，红军在进入四川涉藏地区前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如《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红军对番民的十大约法》等。红军每到一地，都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主张，宣布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并号召各族人民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他们向藏族人民揭露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指出党和红军就是为了把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从被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实现全国人民的大统一、大团结。红军对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一概采取尊重和保护的政策，规定部队不得进入寺庙，不动藏族人民供奉的神像、神龛等。为尊重藏族风俗习惯，部队冒着严寒露宿野外，购买粮草，一律以现金支付。他们积极为藏族人民办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和藏族群众交朋友。

　　工农红军在四川涉藏地区，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藏族人民认识到这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由怀疑、惧怕到衷心拥戴。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深受感动，即派喇嘛进山召回村民，要他们安心生产；动员群众多吃野菜，省下粮食支援红军；到其他寺庙，向活佛、僧人宣传红军，希望他们支援红军。仅据红军政治部当年出具的收条和证明统计，他所在的白利寺支援红军粮食（青稞、豌豆）7000余斤、军马15匹、牦牛19头。云南中甸归化寺也为红军筹得大批粮食，仅青稞就达66万斤。藏族群众打消了疑虑，从山林中走了出来，积极为红军筹集、运输粮草，照顾伤病员。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工作，为红军当翻译、做向导，协助红军宣传党的政策。在此期间，红军数万人的粮草都由藏族人民供给，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当时，红军在仅有3万人口的丹巴就筹得粮食34万多斤。炉霍朱倭一位名叫马交切绕的藏族群众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也全部献给了红军。当时，红军第四方面军数万人在甘孜、炉霍等地停留了5个月；红二方面军20000余人从进入到离开约有2个月。如果以最低标准每人每天耗粮1斤计算，红军约须消耗粮食数百万斤，也就是说，在红军所至之处的藏族人民，人均为红军供应了约100斤粮食。藏族老百姓为了支援红军，献出了自己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所以朱德同志在当年曾动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正是在藏族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下，红军才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高原得到了休整、补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藏族反动上层剿灭红军的阴谋，最终顺利踏上抗日之路。

　　为了使藏族人民真正获得解放，红军在这些地区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和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告康藏西番民众——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红军的帮助下，各级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起来。1935年夏，阿坝地区的小金、阿钵梁子区（下辖六个乡）召开了藏民大会，率先建立藏民苏维埃。以后，卓斯甲、丹巴等地的革命政权也相继建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自治政府在绥靖（今四川大金县）成立。“格勒”是当地藏族群众的自称，“得沙”意为民众或百姓。它的主要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藏族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其所辖范围基本上是以绥靖为中心，包括丹巴、绥靖、懋功、崇化、党坝、抚边等六县，以及卓斯甲道、阿坝特区苏维埃政府。各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有区、乡、村苏维埃政府。1936年5月1日，在道孚、炉霍、甘孜等地成立的各级革命政权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在甘孜宣告成立。朱德同志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波巴政府提出推翻国民党在涉藏地区的衙门官府；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行民族平等、自主；信教自由，还俗自由等等。同时，还规定，自治政府要为红军筹措军粮、马料和羊毛，调派向导、通司（翻译）及其他支前劳力，安置救护红军的伤病员。涉藏地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组成人员，都以藏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了爱国的民族宗教人士代表参加，并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它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统战政策。这些革命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向广大藏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接济贫苦农民口粮和种子。在部分地区，波巴政府还领导藏族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没收反动分子的土地、牛羊、农具、粮食等，按经济状况和人口多少分给穷苦百姓。波巴政府还组建了革命武装，如“波巴自卫军”“番民独立团”“藏民独立师”等，为稳定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打击反动武装，以及侦察敌情、筹集军粮等作出了较大贡献。

　　1936年，红军离开涉藏地区，挥兵北上。大批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跟随红军投入抗日的洪流。波巴政府骑兵队大部分被编入以许世友为司令的骑兵师。据红军总部文件记载，仅1936年4月就有200余名炉霍、甘孜、道孚的藏族群众加入红三十军。在丹巴，仅巴底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红军在瞻化（今四川新龙）也动员了不少藏族群众参军，一位红军干部回忆说：“这些人参军以后，都成了宣传员，对在长征途中作少数民族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原乾宁波巴政府主席仁钦多吉当时已经42岁了，仍毅然参军。他北上后，妻子被逼致死，孩子在群众掩护下，才侥幸活了下来。这些藏族战士跟随红军，“万里赴戎机”，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陕北的几位藏族红军战士（埃德加 斯诺摄）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军队勾结反动土司头人，对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和帮助过红军的藏族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如甘孜一地就有40余名波巴政府成员和红军伤病员被杀害，有的还被挖去双眼；炉霍宜木乡波巴政府副主席次召洛吾全家3代7口一夜之间惨遭杀害。但藏族人民丝毫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他们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尽了最大努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白利寺格达活佛就将红军伤病员接到寺内，装扮成僧人，为他们治病养伤，先后有200余名红军伤病员康复后由他派人安全送出当地。甘孜波巴政府主席为换取5个红军伤病员的生命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瞻化益西寺僧人志玛塔为了使红军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不顾违反教规，偷偷下河捉鱼熬汤。这些生动事例至今在当地广泛传颂。

　　红军长征经过涉藏地区，把革命真理传播开来，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使藏族人民坚信红军的路才是自己获得翻身解放的路。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藏汉各民族团结史。从此，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主张深入藏族人民心中。红军在这些地区较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隔阂，从而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次伟大实践，为今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红军长征在涉藏地区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藏族人民对红军的巨大支援和红军的深远影响将进一步推动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