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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 翻身农奴的女儿将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发布时间:2021-07-09 09:48:00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由三千名来自北京高校和中学的学生组成的合唱团,首先唱响的是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首经典革命歌曲诞生于1963年,它是时代的产物,又以其对党的由衷礼赞而超越了时代。鲜有人知的是,在这首歌曲的创作与流传史中,雷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歌名最初被称为《雷锋之歌》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即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雷锋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9册雷锋的日记本,时间跨度从1957年至1962年。1963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雷锋日记》,这是了解雷锋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在《雷锋日记》问世前,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曾摘录发表过一些雷锋的日记,并被其他报刊转载,但随着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热潮的掀起,这些日记片段已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雷锋日记》便应运而生。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雷锋日记》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在中国家喻户晓,并且流传至今。如1961年10月20日,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而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中,雷锋在新兵连写下了对自己的期许:“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

  在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中,雷锋还写下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这首诗后,深为感动,为之谱曲,发表在1963年2月21日的《文汇报》上。

  找寻到当时的《文汇报》,读者可以发现这首歌的名字叫《雷锋之歌》,关于词曲作者的信息则是这样写的:摘自雷锋日记,践耳曲。朱践耳当时认为这首诗是雷锋的作品。雷锋的日记不只是日记,也是学习笔记,读书是雷锋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他常在日记中记下读完某书某文的感受,也会摘录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有时标出来源,有时不标来源,这样便不容易判断一些文字是否由雷锋所写。

  雷锋在日记中常将党比作母亲

  朱践耳之所以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认作雷锋所写,原因也许在于《雷锋日记》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将党比作母亲的文字。

  1960年,对于20岁的雷锋来说是圆梦的一年。这年1月8日,雷锋参军入伍,这是他多年以来的梦想;11月8日,雷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回顾了此前的人生经历:“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挣扎和盼望光明的时刻,您把我拯救出来,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上学念书。我念完了高小初中,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光荣的共青团,参加到了祖国的工业建设,又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使我从一个放猪出身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一定知识觉悟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我要永远听您的话,在您的身下尽忠效力,永做您忠实的儿子。”

  雷锋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为孤儿。雷锋的童年未曾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他切身感受到的是党将他从旧社会中拯救出来的恩情,党使他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他也视此为幸福的根本来源。

  1961年7月底至8月初,雷锋出席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一件小事,雷锋作为代表获赠一斤苹果,他想到了自己在旧社会无依无靠的日子,“总觉得现在的党和人民胜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对我太关心了”,他想自己“不能忘记为人民而负了伤的阶级兄弟”,“于是我把这份苹果又转送给了住在卫生连的伤病员同志,自己虽然没吃着,但是心里比吃了这斤苹果还要甜十分”。

  对于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们来说,雷锋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共鸣力量。朱践耳也是在这种共鸣中,以充沛的感情短时间内完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谱曲工作。这种共鸣力量,我们还可以在其词作者和演唱者中找到。

  翻身农奴的女儿将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电影《雷锋》。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运输连战士雷锋运送抗洪物资到防汛指挥部,临走前偷偷留下了一百元捐款,指挥部的首长发现这笔捐款后,找到雷锋询问是不是他捐的,雷锋点头承认,首长拒绝接受这笔捐款,希望他拿回家用。雷锋表示党就是他的家,雷锋说服对方接受捐款后,开车回去,这时音乐缓缓响起,一个男高音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位男高音歌唱家是胡松华,《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原唱。一些文献称首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也是胡松华,现在可以确认这首歌是由上海实验歌剧院的女歌唱家任桂珍首唱,在其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中,她在一系列上海歌剧院制作的革命题材歌剧中担任主演,其中最知名者是上海歌剧院版的第一代“江姐”。

  对于今天的听众而言,《唱支山歌给党听》已经成为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而她与这首歌结缘的地方也在上海。

  1963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才旦卓玛,在由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从校园广播中第一次听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希望老师能教她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她的心声。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庭。在农奴制度下,农奴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农奴主手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为农奴主耕地终生,而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奴主不仅可以任意买卖农奴,并且任意对农奴实施种种严酷的刑罚,鞭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刑罚。

  1959年,党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万农奴大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人民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西藏历史的重大时刻。才旦卓玛和许许多多藏族同胞的命运都被改变了,他们从心底里感激党。

  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旦卓玛第一次在校园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便获得了成功,这个节目获选在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而在“上海之春”的表演,又为她带来了一年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表演的机会。

  山歌是人民的心声

  1964年,才旦卓玛在《东方红》中演唱《百万农奴站起来》时,朱践耳已经辗转得知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

  1958年是“新民歌运动”大火的一年。“新民歌运动”不仅鼓励收集民歌,而且鼓励广大工农兵创作民歌。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辟出大量版面刊登工农兵创作的民歌。在这年6月26日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出刊的报纸上,刊登了署名为焦萍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唱支山歌给党听》。1962年,这首诗又被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

  这位焦萍是谁?原来,他的真名叫姚筱舟,他在1958年写下这首诗时,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一位技术员,焦萍是他的笔名。终日与矿工打交道,姚筱舟听到了许多矿工的故事,记下了许多矿工自编的顺口溜,有了这样的积累,姚筱舟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创作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

  雷锋在抄录姚筱舟的诗时,做了一些修改,如原诗“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处改动无疑使诗歌的情感力量更加强烈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经典后,又有了一些续作,如才旦卓玛日后演唱的《再唱山歌给党听》,姚筱舟晚年写了《永唱山歌给党听》。

  时代变换,“山歌”这一意象却不变。回溯我们的音乐传统,真正具有人民性的赞歌,来源于山歌,来源于劳作于田间地头、谋生于江海之畔的百姓的民歌。山歌是人民的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山歌是献给亲人的歌,“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其抒情性,更在于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的成就,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才旦卓玛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学校组织学生到浦东劳动,那时浦东还是一片田地,而今阡陌隐去,高楼林立,天际线上,霓虹闪烁。对于未曾亲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人而言,自身经历的改革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足以证明党的伟大光辉。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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