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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援藏医生徐乐天:与西藏的不解之缘(四)

孔夏 发布时间:2019-04-30 14:01: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编者按】

  1950-1953年期间,作为中央派遣的首批进藏医生,徐乐天在青藏高原有着传奇般的行医阅历。斗转星移,如今,距离徐老首次入藏已是近70年光阴。近日,徐乐天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


图为徐乐天。图片由徐乐天提供

  登门访户 体察社会民情

  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徐乐天是当时中央政府内不用穿军装的官员医生,有此条件,他在拉萨大街小巷可以登门访户,得以深入了解社会民情。通过为病人诊治,徐乐天熟识了各阶层的大小人物:上至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贵族、喇嘛活佛,如甘丹赤巴、第珠活佛等;贵族中的擦绒、邦达、桑都、宇托、索康、车仁、拉鲁等;下至平民、商民、走卒、乞丐等。“我有此机会,身处一个民族特殊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亲身体验了不仅是医务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阅历。”

  住在布达拉宫广场上的乞丐靠乞讨为生,他们是贫穷、残疾、老弱、无家可归的群体。“1951年,张经武将军布施时统计过,布达拉宫广场前破旧帐篷里的贫苦藏族群众受布施的大约有700人。”


图为1951年,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街市贸易中心,远处可见布达拉宫。摄影:徐乐天

  徐乐天在拉萨居住的地方,正对着拉萨市中心的街市贸易中心,可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1951年9月,我们刚来到拉萨时的住处正好对着这段街道,能够清楚地看到买卖的货品:青稞麦子、糌粑面粉、农用小铁器、作为燃料的用麻袋装的牛粪饼、食用的大白萝卜、圆包心菜等等。”

  到达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给徐乐天一行十四位人员安排的住处,是一个三层的藏式楼房。“整个楼房都给我们使用了。这里一层不住人,张代表住在第三层,我们住在第二层。二层的一间房内,我放了桌凳,一个药车和一些血压表之类的用品,作为来诊病人的检查室。”

  刚开始,病人就诊要经过大门口,需要先与一位四品官员谈话后才能进到门诊的房间。这个阶段,病人来的不多。

  此时,拉萨医院尚未成立,门诊看病人也不多,徐乐天此时的主要任务便是应邀家访看病。“贵族派家奴牵着马来邀请医生,然后我与助手及翻译一同应邀前往。”


图为车仁家族的住宅,徐乐天应邀家访看病曾去过这家两次。摄影:徐乐天

  车仁家族都受过英式教育,熟识西方文化。“他家农奴妇女生产后,婴儿脐带处理后,胎盘不下。产妇有些惊慌,家人找到我,我急忙带着医院女妇科医生赶到农奴住的小屋。屋内比较黑暗,气味潮湿,产妇蜷卧在羊毛垫子上,面带恐惧。女医生戴好手套,让翻译解释我们要做什么,并告诉她别害怕。女医生用盐水冲洗病人外阴后,轻轻顺势探查,结果胎盘就下来了。原来胎盘只是卡在子宫口了,没有什么大碍。女医生处理好后,贵族主人、产妇家人和产妇皆大欢喜。”


图为色拉寺法王甘丹赤巴(右)。图片由徐乐天提供


图为第珠活佛。摄影:徐乐天

  甘丹赤巴和第珠活佛对解放军态度友好,相信解放军医生。“他们的经师对外界有了解,第珠有位经师是汉族人。法王的宗教地位很高,在四大呼图克图之上,但无实权。我为他们看过病,种过牛痘。”徐乐天谈到。

  1952年春天,拉萨市流行天花。在内地已绝迹几十年的天花,在雪域高原却肆虐流行,而且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的多是贫苦百姓。天花疫情肆虐之时,贫民居住的帐篷内外,处处躺着满身满脸都是脓疱疹的患者。在拉萨的街角巷内,也有躺在破被褥里、满身都是脓疱疹奄奄一息的患者。徐乐天提到,“我看到了几个因天花死亡的藏族群众,后来总也忘不了那个惨不忍睹的情景。”进藏人员都接种过牛痘疫苗(接种该疫苗可获得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西藏大部分贵族、僧俗官员也接种过牛痘疫苗,因此,他们对天花并不感到恐惧。得知有些藏族群众从未接种过牛痘,解放军便展开了普遍接种牛痘的工作。牛痘疫苗不够时,还紧急从印度和内地购买大量牛痘疫苗,尽一切努力给藏族群众接种,终于使天花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


图为医算局外景。摄影:徐乐天


图为门孜康的挂图。摄影:徐乐天

  在拉萨期间,徐乐天还去访问了医算局。医算局又名门孜康,是西藏地方政府下属的一个负责医药和历算的一个部门。“医算局里并没有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医算局负责人拿出一张挂图,但并未做任何解释。“1950年我在甘肃南部夏河县拉卜楞寺访问时也看到过很多相似的壁画。”据了解,此类医学类挂图与壁画,是藏医通过树喻图的形式,以根、干、枝、叶、花朵、果做形象比喻,完整再现生命的全貌,揭示生理与病理之间的关系。(中国西藏网 记者/孔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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