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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

发布时间:2018-01-05 13:43:00来源: 光明日报

《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出版。资料图片

【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

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提及“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他指出:“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2000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一语,出自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序论》。

自佛教于东汉年间传入中土大地后,为寻求佛教奥理,千百年来西行求法者“轻万死以涉葱河”,玄奘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取经僧侣之一。玄奘本姓陈,名袆(另作祎),法号三藏,唐代洛州缑氏人,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亦是法相宗创始人。唐太宗贞观元年,玄奘自长安出发,过凉州、瓜州,一路西行,其间历沙漠、过雪山,最终到达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入那烂陀寺听经学法。在寺学习五载后,玄奘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印度与佛教,自那烂陀寺向东,绕行游学全印度,最终再回到那烂陀寺。除了拜访名师、研习佛法之外,玄奘还详尽地考察当地的山川水文、气候物产及风俗人情等,所谓“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长期的佛学研究使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曲女城辩经结束后,玄奘带着历年访求而来的佛经东归,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

玄奘归国之后,在翻译佛典的同时,奉唐太宗之命,“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撰文记录西行的所见所闻。《大唐西域记》应运而生,玄奘所述内容经弟子辩机编次整理,成为后人所见的十二卷本。此书记录了138个国家与地区,其中玄奘西行亲历国家达110个,另外28个国家的记录述自听闻与传说。《大唐西域记》的叙事沿袭中国史书作品中的地域志模式,但较之更加丰富详细,记录了所游历国家、地区的情况,内容丰富驳杂,不仅有宗教文化、政治生活方面的叙述,而且还简述山川水文、气候物产、风俗语言等。《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往往不见于前人文字,有补于遗阙,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皆有增补意义,其书重要价值不言而喻。玄奘的创作本意虽是“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但行文简约流畅,记事严谨有据,去遗址遗迹等处实地调研,在掌握相当证据之后,再对传说中的佛教事迹做判断。文中不乏“虽则传记,今无所见”之类的句子,玄奘之严谨可见一斑。

19世纪之后,东方学逐渐兴起,《大唐西域记》逐渐被世界各国学者熟悉。1834年,德国学者克拉泊罗斯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随后,法国、俄罗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者相继做研究报告,《大唐西域记》被译成多国语言。日本、韩国学界也着眼于《大唐西域记》与南亚、中亚地理研究。中外学者皆对《大唐西域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书丰富翔实、论据充分,为古印度、中亚等地考古提供了可靠资料。

即使在当代印度,考古学家们对古代一些城池位置、寺院遗址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也以《大唐西域记》为指南,因此,此书在印度亦是闻名遐迩。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印度,第一站古吉拉特邦既是玄奘西行取经途经的地方,也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国,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传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唐西域记》虽为僧侣所撰写,但其带来的不仅是佛教历史,于古代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而言,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弥补了正史的缺漏。因此,《大唐西域记》可视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突出贡献。

(作者:司聃,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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