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同志离开我们已快一月了，其音容笑貌常浮现我眼前。

　　2019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中国藏学研究所开会，有位教授走来告诉我，省民研所所长袁晓文同志昨天病了。我当时回答说，开会他一般是要提前到的，今天未见到他，原来是生病了。什么病呢？在成都病了吗？现在怎样了?这位教授神色凝重地告知，是突发脑溢血，现还在雅安市医院抢救。听到此话难以置信，又感震惊！晓文同志年纪不大，在我印象中是个注意锻炼、身体健康并充满活力的人，平时好像感冒都少，11月初我们还在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宾馆一起开会，怎么会突发脑溢血呢？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晓文同志已转到成都华西医院，我和一些同志几次联系准备去医院探望，2020年新年前后又与省民研所有关同志联系，因晓文同志一直昏迷在ICU病房中，医院告知非亲属不要去探望。1月中旬之后，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全国加强疫情防控，成都渐也出现确诊病例，大家按通知要求不出门、不聚集，呆在家中，在心里默默祈祷，愿晓文同志能挺过来。没想到2月21日噩耗传来，昏迷多日后晓文同志当天撒手人寰，多年的老朋友就这样永别了。非常时期，哀思之中我在网上、手机上对晓文同志表示深切哀悼。

　　我与晓文同志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但之前经由其所发论文已闻其名。某年年底的一天，学校派我和几位同志到四川省民委开会，时光流逝，那次会议的内容及召开时间均记不清了，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会上与晓文同志见了面。

图为袁晓文（右一）2014年10月在摩梭博物馆门口留影

　　记得当时的晓文同志30岁出头，目光炯炯，富有朝气，待人热情，谈吐不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们只就川西南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等问题聊了聊，交谈中他不时开心地微笑。听介绍说，晓文同志1989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后来也曾去外地挂职锻炼。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与晓文同志常在省民委及省民研所、成都地区各院校的一些有关民族工作、民族研究的会议或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会、答辩会上见面，又曾一起赴省内民族地区、西南各省（区、市）及北京、青海、甘肃、陕西、上海等地学术机构或高校参加会议或调研，在飞机、动车及汽车上往往一路上都聊，会议期间休息时也多在一起溜弯，逐渐熟悉了，话题也颇多。

　　有件往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1999年或2000年，查资料时我注意到一篇几年前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题为《试析木里土司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论文，作者益西汪秋，听说是四川省民研所的。当时对这个名字真不熟，我就问学校一位对省民研所较熟的同志，省民研所有位叫益西汪秋的研究人员你熟不熟悉呢?有个问题想与他交流一下。这位同志听了哈哈一笑说，益西汪秋你早就认识，就是晓文同志嘛，益西汪秋是他的藏文名。之后在一次见面时我谈到此事，谈到当时因寡闻的尴尬，晓文同志和我都笑了，他向我介绍了取藏文名的经过，微笑的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

　　图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袁晓文（后排左二）与各位专家的合影

　　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中，晓文同志从省民研所的副所长到所长，肩上的担子不断加重，在忙省民研所内部管理工作的同时，带头挤出时间继续学习，在中山大学攻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常率民研所的同志赴四川及西南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潜心研究探索，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与调查报告，出版及合作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多次获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和调研成果奖，晋升为研究员，成长为学术造诣深厚、省内外有影响的著名藏族学者。

　　有段时间，按学校领导班子的分工我联系学校民研院。有一年，在了解了民研院人才培养情况后，我认为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需要聘请一批熟悉四川及西南民族地区情况、学术上有深厚造诣的民族研究专家作导师，晓文同志是难得的人选，于是向学校提出建议，之后就正式聘请他担任我校民族学硕士点导师。2013年，经四川省社科规划办批准将设立研究基地，我又与刘勇教授等商量并向学校提出建议，聘请晓文同志担任设在我校的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百忙之中的晓文同志一向支持学校的工作，不仅欣然应聘，而且在相关工作中都尽心尽力。这些年来，只要在成都，硕士学位点及社科基地开会晓文同志都来参加，并在会前认真审读相关材料与论文，会上提出自己的具体意见与建议。在研究生培养上，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思考，尽可能扩大阅读面，对学生论文既耐心指导又严格把关。

　　由于与晓文同志熟悉，见面机会也比较多，相关研究我也与他交流，注意听听他的意见与建议。2013年底或2014年初，我接受了省里的一个重点委托研究项目（后也成为省社科重点研究项目）——编撰《四川民族史》。接受任务后，我邀请了成都地区各院校的民族学、历史学界多位专家开了一个开题会，晓文同志也参加了。由于参会的专家较多，学者们发言谈的意见也多，晓文同志在会上只简要谈了编撰《四川民族史》的意义及川渝分治后编撰《四川民族史》如何处理等问题。几天之后，在省社科院的一个会议上我们又见了面，没有想到在会议结束时他对我说，请稍留几分钟，我想再谈谈有关《四川民族史》的建议，上次会前已经考虑好了的，那天会议时间安排太紧没说完，本想下次来民大时再谈，今天正好有时间谈谈。接着，他从双肩包（晓文同志外出开会爱背双肩包，他说实用，装得多又不占手，走路也方便）里掏出个笔记本，翻开几页后说了两点：一是关于《四川民族史》的下限。开题会上我介绍初步设想时，出于种种考虑，下限暂定在世纪之交。晓文同志说，这十多年四川民族地区发展快变化大，定在世纪之交难以反映这样的发展变化，建议定在“5.12”汶川大地震及灾后重建之后。并说，这样写材料也多，只是要注意搜集。二是《四川民族史》的编撰应注意四川各民族的文化及其保护利用。我在开题会上介绍初步框架时，谈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及交通、教育等方面谈得多，民族文化方面的确谈的不够。晓文同志说，现在编撰区域民族史志，一定区域内的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其保护利用一定要作为重要内容写，这是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当时我边听边记，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并感到，作为学者，百忙之中他一直在作认真地进行学术思考，提出的建议也反映了他的学术眼界与学术担当。此次见面后，他还送来了一批资料及他和省民研所同志们出版的有关四川民族的学术著作。在他与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及编写组同志们的努力下，《四川民族史》稿2017年已完成，顺利结题。晓文同志逝世后，每当我在书房里看到这部书稿，当年晓文同志拿着笔记本侃侃而谈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图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现场

　　2019年11月2日，降边嘉措先生主编的《〈格萨尔〉大辞典》出版座谈会在西南民族大学文翰宾馆三楼召开，晓文同志和我都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一起向银发满头、精神矍铄的降边嘉措先生表示热烈祝贺。2002年，晓文同志和我与降边嘉措先生曾一起参加了在青海西宁召开的“《格萨尔》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都在会上发了言。见到降边嘉措先生后，我们回忆了当年在会场上降边嘉措先生藏汉双语的精彩演讲及回答提问的盛况。座谈会结束时，我对晓文同志说，已初步研究，准备在11月底开“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年会及学术委员会会议。他说，国庆节前去峨边开了彝区精准扶贫法制建设方面的座谈会，这几个月事多，常出差，若月底在成都就一定安排出时间来参加。看到他一脸倦容，我提醒他，虽然年轻也要注意休息啊。他当时笑着说，我也不年轻了，已50多岁了，有时真觉得有点累。握手告别时，又谈到他兼任会长的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及四川民族学会2020年开展学术活动的一些初步考虑，并客气地说，请多多支持。看得出来，他那时满脑子想的还是工作，还是民族研究。谁知，此次相见之后就再不能相见了。

　　前几天读到费孝通先生为张之毅著《云南三村》所作之序。在序中费先生言，“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却不期幼于我者先我而逝，他的遗稿还需我来整理。”读到此语，我想到了晓文同志。我与晓文同志由于各原因，朋友之间不也是“聚散匆匆”吗？晓文同志是60后，从年龄上讲，也是“幼于我者先我而逝”啊。

　　回忆往事，撰文怀念。最后有两句话作挽联：英年早逝驾鹤去，懋绩可风天地间。

　　安息吧，晓文同志！

　　（中国西藏网 文、图/赵心愚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博导，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