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出版又一部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该书依序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及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故事组成，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部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

5月6日，阿来与评论家李敬泽、施战军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声”为题，就《机村史诗》进行了对谈。如果《尘埃落定》是写了20世纪前50年，那么《机村史诗》就承续讲述接下来的50年。

阿来作品的特殊性，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开拓了一个宏大视野，写出了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世界上广大乡村的命运共同体——写出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巨潮冲击时的近似遭遇。阿来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寻找人类的、人性的、命运的共性，所以在特殊性当中要写出普遍性。《机村史诗》除了反映了一段特殊时期中国农村艰难变革的现实以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遭遇的共同困境、希望与奋斗，以及共同的心声。

阿来

史诗与对于世界的周详的把握

李敬泽谈到“史诗”时说：“史诗就是在一个世界规模上来写诗，来表现这个世界，在书里呈现这个世界，这就是史诗。”他提到了像《荷马史诗》和《奥德赛》这样的作品，因其写作了一个完整的、自成一体的世界所以都堪称为史诗。

卢卡奇曾说到，因为一个希腊人每天早晨起来，无论是作为武士还是农民，他可以对他的世界有一个周详的掌握，这就相当于过去传统的农民在农耕时代，站在他的土地里，对世界有周详的认识，他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一年四季怎么样，粮食应该怎么收，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掌握的。在卢卡奇看来，后来写作史诗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无法像之前的人那样掌握世界。

“但是《机村史诗》写藏族在他们那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农民、一个人可以周详掌握整个机村的境况。对于阿来来说，写作机村不仅是自信，还是一个责任，是对于过去世界的责任。阿来希望把那个世界的故事推向一个广阔的境界。”李敬泽说，“《机村史诗》是一座完整的山，这个山里自成一个巨大的形态，它依然是现代的山，且变成了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变成了现代逻辑的一部分。这个巨大的过程正是一个史诗的过程，因此《机村史诗》这本书确实构成史诗，是可以与传奇史诗格萨尔王作比的现代意义上壮丽史诗。”

藏族村落中普通人的故事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从《机村史诗》里读到了整个世界的运动和生命与生灵的运动。他认为阿来的作品不仅有美，还有魅，不仅有苦难的东西，也有诗性的东西，“他谈的是非常实在的过去乡村的原型、社会的原型，他的原型经过艺术的创作，超出了原型的底线，从他的村变成了机村。”施战军说。

谈及文学里的人与自然，阿来认为外国小说如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里面万物是有名的，而中国小说里面自然常常处于无名状态，“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不关心、不认为自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自然就成为无名的状态。当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文学就会变得丑陋、恐怖，会宣扬非人道主义的东西。”阿来谈道。由此在《机村史诗》里他写合作化时代，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常常写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阿来认为文学家更大的作为是唤醒，是描绘出、表达出自然界的宏大和美好。《机村史诗》就是这样，不仅仅在修辞上，也在情感上以及各方面都追求美，从而炼成真正的美文。

在为《机村史诗》最新出版而特别撰写的后记里，阿来写到自己审视过去时终于看清乡村转型发展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和痛楚的意义，一幅乡村重构的蓝图隐隐浮现于胸中：“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在讲到《机村史诗》的写作过程时，阿来认为写作使作家得到了在行为模式方面超越的可能性：在写作当中，作家完全可以让自己变得对这个世界充满同情、充满怜惜、充满爱。通过《机村史诗》的写作，他力图修正多年来被过分渲染和误读的对藏族乡村“文化奇观”式的书写，他在此呈现的是被包裹在神秘外衣之下的藏族村落中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在《机村史诗》里，阿来试图编织的是一部20世纪后50年里遭逢历史剧变的藏族村落编年史，他选择以破碎的“花瓣式”结构对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遭受断裂和重组的乡村，怀着博大的爱意与广泛的同情，着墨描写的是那些未能赶上时代潮流和历史剧变的失败者的个人故事，这是阿来写作《机村史诗》最为核心的要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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