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教授访谈录①】何以让印度佛教讲了“中国话”？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 

　　记者：请您从诠释学角度，谈一谈藏传佛教中国化背后的深层逻辑和学理依据是什么？ 

　　班班多杰教授：中国佛教是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佛教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今天我们主要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个方面去谈佛教本土化、时代化和中国化的课题。汉传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原大地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自唐代传到当时的吐蕃社会到现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可以说，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中原大地和青藏高原传播、发展、演变，已经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佛教。 

　　那么，宗教为什么要本土化、时代化？其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学理依据。 

　　我们的前辈早就关注到并用现代学术的方法研究佛教的中国化。但当时主要是通过搜集材料、举例子来阐明这个道理。举案例也好，摆资料也好，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持之有故，拿事实说话。但这不够，还要做到言之有理，拿理论说话，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那么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在哪里？首先是中国传统的经学诠释学。大家知道，中国的经学诠释学有悠久的历史，且十分发达。此外，我还接触了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这样，从中西诠释学结合的角度，考察中国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何以本土化、时代化的深层原因。 

　　任何一个经典文本应该具备原创性、普遍性、开放性、传承性和表现性五个特性。这就决定了，首先，当经典文本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诠释者、读者互动、融合的结果，就必然会导致此经典文本的本土化、时代化。这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致的。为此，伽达默尔用绘画中的原作与摹本的关系说明了此道理。经典名画的原作只有一张，但其摹本可以有千万张，它可以传播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就可以永恒地传播下去，可以为更多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所观赏、所接受。通常认为，原作优于摹本，相对于原作而言摹本是附属品，乃至于是赝品。伽达默尔颠覆了这种观点，认为原作和摹本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摹本是原作本质的自身的表现，是原作的延长与传承，此所谓“言不远宗，事不失主”。这便颠倒了以往人们关于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属性、原作和摹本的主从关系，原来认为是附属的东西，现在起了主导作用。从这一角度讲，摹本和原作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其次，原作和摹本既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又存在一定差别。因为经典文本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诠释者、读者交涉、交融的结果，必然会使此经典文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否则它就会水土不服，难以生存。用以上哲学诠释学的理念去考察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既是同质的，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意义续篇，两者具有联系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印度佛教的种子撒到中国的土壤上，与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互动、融合，从而获得了中国佛教的完整意义。因此，可以说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关系是既一又异、对立统一。此所谓中国佛教所言：“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用这样一个理论去看佛教，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后来传到了我国中原大地，传到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地，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大支系。印度佛教就像原作，中国的三大佛教即如摹本。有些人存在理解误区，认为只有印度佛教才是最正宗的，中国佛教是复制品。依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观点来看，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三大佛教，实际上就是印度佛教的延长、扩展、提升，与印度佛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等值的。但另一方面两者也有差异性，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三大佛教不同时期的高僧大德，在中国的深层语境下，对印度佛教的经论律、体道果、见修行，作了发挥、发展、创造，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承方式、表现方式、表达方式、表述方式。 

　　伽达默尔提到了三个概念：第一是意识的前结构，第二是视域融合，第三是效果历史。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环境下出生、生长的，因此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积习已久的传统习性和思想观念，这是难以改变的先入之见，或曰习惯势力。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前理解、前见解、前把握，指的是人们在一定的出生成长环境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习性，人们长大以后，理解、诠释任何文本，都是以这个前见为思想铺垫，在这个基础上接受外来的文本原义和作者原意。 

　　所谓视域融合是指，人们在接受一种外来思想的时候，一方面基于传统文化的视域，即前见解。另一方面基于外来文本的视域，当两者碰撞、互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流交融的实现过程。 

　　历史上，中国人在未接触印度佛教以前，接受的是儒道文化的熏习，这是他们的思想前见。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接受外来的佛教思想时，两者碰撞、互动、融合，最终形成了儒释道思想调和、杂糅的格局。如此看来，中国佛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视域和印度佛教思想的视域互动融合的结果。 

　　所谓“效果历史”，是指我们看问题、做事情的行为方式、思维取向、价值观念、精神境界，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它在每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并且发挥当下的作用。因此，《增广贤文》中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指的是历史传统和今天不是断裂的，而是相续的，历史的原因造就了今天的结果，这个结果对当前和当下仍然发生着作用。因此，我们讲推陈出新、吐故纳新，即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就是辩证法的既吸收又保留的扬弃论。 

　　关于语言，伽达默尔说：“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语言不仅是指称对象的一种符号，它就像原作和摹本的关系。正如摹本具有使原作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作用一样，语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功能。这就是人类通过语言文字来理解世界，就此而言，语言观就是世界观。如果世界上的拼音文字都这样，我们中国的方块字汉文，就更是如此。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那么，最能将语言与诠释结合起来的是翻译。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意义转换，而是理解、是诠释，更是创造。当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人翻译外来的经典文本的时候，首先要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底色，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去理解外来文本，理解之后的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翻译者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外来文本的思维方式、语言特点的一种碰撞、互动、融合，从而达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化境。 

　　中国的高僧大德、先贤智者把印度佛教的经、论、律文本，由梵文翻译成汉语文和藏语文，并用汉语文和藏语文来表达，让印度佛教讲了“中国话”，这就是最深层次、最广范围的佛教本土化、时代化、中国化。例如将梵文经典翻译成藏文的时候，当时的高僧大德就提出了翻译理论：第一，要准确翻译印度佛教的经、论、律；第二，翻译的经、论、律，要让当时的藏族人能看得懂、能接受、能理解。这就必须要符合当时藏语的语法结构、名词术语、语音特点，否则大家肯定听不懂、学不会。汉传佛教的翻译过程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足以说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