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里有一道“风景线”，每天早上九点，年过八旬的两栖动物学泰斗费梁和叶昌媛夫妇准时走进研究所大门，开启他们新一天的工作。

　　两位老人的身影是一种“鼓励”。“看到费梁和叶昌媛两位老先生每天都坚持搞科研，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研究所里的年轻人说。

　　两位老人的身影是一种“温暖”。费老单独行动时，总是“大步流星”，一旦叶老在身旁，他便伸出胳膊让老伴挽住，施施而行。

　　七夕到来，不爱过节的二老没有送礼过节的打算。对于他们来说，还能朝朝暮暮地相伴，已是彼此之间最大的馈赠。

　　青涩恋爱

　　翻三个小时的山去看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先后进入中科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这之前，他们都就读于四川农业大学。

　　叶昌媛至今都记得毕业后再次见到费梁的场景，“当时我跟院里的同事在食堂排队打饭，见他来了很高兴，便招呼着，心想这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又增加了力量。”吃过饭后，大家就去走马街、春熙路逛了逛，一行人很快熟络。费梁和叶昌媛之间也慢慢互相欣赏起来。

　　没有什么表白桥段，朝夕相处中，他们达成默契，走在了一起。

　　1962年，研究所组织两支队伍去二郎山做生物考察。费梁和叶昌媛分别分到了小型兽类考察队和两栖爬行类考察队，一人在山的西坡，另一个在东坡。从西到东，要翻越整个山头，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因为考察队借住在道班，费梁和工人们混熟了，偶尔就托他们的关系搭便车去看叶昌媛。

　　黄金搭档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1964年，怀孕后的叶昌媛暂停了野外科考工作。费梁和叶昌媛开始“内外”配合，按照工作需要，一人主要去野外采集标本，一人留在家中整理资料。

　　每年3-8月是两栖动物研究者们野外科考的时间，一趟下来得花上一个月至半年时间。每次出发前，叶昌媛会帮费梁收拾好行李，除了科考必备的采集网、标本箱和布袋外，还会在箱子里叠好衣物，放多双草鞋或筒靴，备点药品。

　　每次科考采集回来的标本数以千计，整理标本、资料收集等工作就主要由留守实验室的叶昌媛等负责。

　　费梁记忆中，叶昌媛只埋怨过一次。当时两个孩子才几岁，需要人照顾，但他基本都泡在野外，春节回来几天后又匆匆离开。

　　之后，叶昌媛觉得心脏不适，但一直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实在撑不住了，就提笔给远在云南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叶昌媛撂下唯一的一次“狠话”：“你看着办，回不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耄耋之年

　　携手编纂中国两栖动物图鉴 　

　　曾经，费梁做过一次关于青蛙之间交流的实验。他们先把雄蛙的声音录下，待抓住雌蛙后，再播放出雄蛙的声音，雌蛙听到立马作出了反应，甚至跳到了喇叭上。

　　费梁认为，这是动物之间的爱情。就像人世间的伴侣一样，基于共同的语言，有着相通的心意。

　　所以，尽管有辛苦，自己和妻子还是共同携手度过了一个甲子。这其中，更多的是开心。

　　两人享受着一起考察、外出开会、参观旅游的时光。“编写动物志两栖纲花了整整20年，交稿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话毕，费梁侧脸问了身旁的妻子一句：“其他的，你想想还有什么开心的。”

　　令叶昌媛开心的事情也很简单。费梁经常要解剖标本并要画出骨骼图，“一旦成功，我就马上说，‘祝贺你，祝贺你’，看到他解剖成功了我就很高兴。”

　　早就该安享晚年的两位老人，每天坚持准时到岗。叶昌媛行动变迟缓，费梁就耐心地陪在身边，做她的依靠和拐杖。

　　如今，两位老人负责的《中国两栖动物图鉴(野外版)》进入到最后的校对工作。

　　待校对工作完成后，两位老人计划着完成《中国两栖动物》英文版(第二卷)。他们还是继续打配合，费梁负责统筹，画骨骼图；叶昌媛则收集资料，编写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