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用一段话阐述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一话题也在代表委员中引发热议。

　　做好人、财、物、法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现有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认为，应将公共卫生体系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管理，坚持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原则和国家主导及国家投入的原则，构建公共卫生的常态管理和危机管理模式，尤其要重建国家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斌建议，要通过改革构建“三位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专业的公共卫生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以综合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为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同时，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传染病早期识别和及时预警。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提供支撑。推动公共卫生应急处理中复合型人才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郭玉芬建议，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法治建设，研究出台《公共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提升法律保障力度。“现有法律法规缺乏对公共卫生职能定位、性质、责任和权力等方面的明确界定。”郭玉芬说，新颁布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未对公共卫生作专门表述。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缺乏一部系统性的公共卫生法律。

　　加强公卫体系建设，离不开政府财政投入的保障。“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必须履行政府职责，所需经费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说，政府投入不足，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实验室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带来不利影响，难以满足预防控制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需要。像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市疾控中心储备的防疫物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政府层面需要建立起常规的防控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让传染病直报系统更顺畅

　　重大疫情防控，关键在“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对于当前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存在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直言，数据无法自动实时抓取，医院安排专人收集各部门传染病报告单后手工输入，这不仅增加一线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工作量，传染病信息是否报告、报告是否及时、报告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等，都不容易评估或控制。同时，直报系统与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脱节。

　　吴凡建议，尽快完善传染病疫情报告与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传染病报告信息实时预警、业务系统能相互协同、信息能综合利用；完善与临床诊疗业务的协同接轨，实现系统实时抓取、自动推送；在压实传染病报告责任方面，全面推广使用电子签章或签名，落实各级医院传染病报告责任、疾控机构审核责任、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责任等，做到信息全程可追溯、可监管。

　　“目前，上海市已全面建成了基于医院电子病历的传染病报告与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传染病及发热患者信息的实时抓取，基于市、区两级卫生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实时传递和本地区域应用，服务于城市公共安全和精准治理‘一网统管’。”吴凡建议，国家应适时建设卫生健康专网，将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

　　医防必须融合

　　“医防关系是分不开的，必须融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认为，公共卫生体系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疾病预防，一个是疾病治疗。疾病预防是“先手棋”，疾病治疗是“后手棋”。

　　朱同玉表示，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传染病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但现阶段，其规模、布局和学科设置等都无法应对大规模疫情的暴发，应当考虑规划布局建设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

　　如何建？朱同玉介绍，可按人口在全国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区规划约10家国家应急医学与战略储备中心，每个中心应具备3000张～5000张的收治能力。其中，日常开放床位1000张～2000张，用于“平”时临床诊疗；“战”时床位2000张～3000张，可规划为应急床位，在疫情暴发时收治感染病例，无疫情时用于开展临床研究等。也可参照以色列等国家的模式，设计为地下医院，平时作为车库，战时迅速转化成病床。

　　“建议国家建立医防融合的工作机制，通过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之间人员柔性流动的互通机制，培养大量既是公共卫生专家又是临床专家的跨界人才。”郭玉芬建议，建立功能整合、分级分工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整合现有的传染病防治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及健康教育资源力量，组建“健康管理中心”与“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多位代表、委员表示，要让公共卫生服务“沉”下去。建议把支持的重点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平战结合的发热门诊机制，实现各级医疗机构高效协同、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