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8月24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益帆）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动画——《医疗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丨斩断统方数据利益链》，这则动画讲述了“某区人民医院信息科科长非法收集、售卖医院统方数据，收受药品销售人员送予的“统方”好处费，沦为药商的“围猎”对家的内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信息、药剂等关键岗位人员的日常监督，切实防范廉政风险，让党员干部时刻感到权力受约束，伸手必被捉。“统方”指的是针对医生处方用药量的数据统计。“统方”背后可能会有怎样的利益链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这则动画，围绕着某区人民医院信息科高科长如何收集、售卖统方并拉拢其他医院工作人员，结成利益集团的内容展开——

　　高科长：数据发过去，这个月的生活费又有着落了。张经理，这个月10个药品的数据发给你了。

　　张经理：谢谢高科长，我马上把费用转您银行卡。

　　实际上，单纯对药品或耗材的用量进行统计，可以让有关部门监测排名靠前重点药品耗材的使用情况，便于发现异常增长等现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行业从业者解释，某一种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药品目录，再到患者手中，涉及多个环节。

　　一个药进入医院，（要经过）主管院长、药剂科、医生，这是一个系统，然后药进了医院，它怎么开始使用，就涉及到财务科回款、信息科统计，信息科统计只不过以前要他们统计的是什么，每个月用药量是多少，这个用药量是针对医保查的，就是医保说这个月你们医院有哪几个药是用量最高的，（单子）要拉出来。

　　然而，当这种统计结果被医药公司所利用，沦为商业竞争的手段，就变成了落实药品回扣的重要一环。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医改专家徐毓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临床医生使用某一个药品或者耗材，之后使用的量需要统计出来，因为如果统计不出来，没有统方这个东西，他就没有数据，你就不知道哪一个医生开了多少这个药，你就没有办法兑现你那个回扣。”

　　具体来说，不同厂家生产的具有同样疗效的药品进入医院用药目录后，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具体选择哪一个厂家的药，会有多种影响因素，这其中可能就包括药品回扣的金额，统方这时就成为了药品回扣的“计件”工具。

　　上海律协医药健康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意光说，统方的问题早已有之。“药品回扣刚开始的时候，相对来说信息系统也没有那么发达，很多时候都是医药企业和我们医生之间相互的，比如说医生自己报一个量，根据这个来计算一个金额。后来特别是计算机系统的发达，现在就比较容易来统计某个医生什么量。当然，统方它用得好的地方，它也是很好，比如甚至有的医疗机构或者有的主管部门利用统方来反商业贿赂。但如果是用于商业贿赂，就相当于是为违法犯罪提供了一个工具。”

　　记者以“医药代表统方”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搜索，最早可查的判决为2010年，2010年至今共有相关案件142起。从判决数量来看，涉及医药代表统方的案件2014年至2019年一直在上升，从此前每年一到两例的个位数，升至2014年19起，2015年24起，2016、2017年达到峰值，每年有29起相关案件，2019年开始，逐渐回落至个位数。

　　卢意光认为，统方问题折射出的是医疗行业权力分配与利益关系。在专业性极高的医疗领域，医生对耗材或药品的使用具有相当的话语权：“我们把它叫处方权，医疗管理上来说，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医生，它是赋予不同的处方权，实际上是一种管理手段。因为医患之间的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为患者做决策的，比如说开什么药，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的确是占据一个非常主导的位置。”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当开药和药品回扣挂钩，就可能影响正常的诊疗效果及费用支出。那么，统方的来源有哪些？该如何切断其中的利益链条？

　　统方最准确、直接的来源是各医院的信息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动画中还警示了不同医院信息科的工作人员结成利益同盟的违法行为。

　　医生2:最近您是刚搬了新房，又买了新车。有什么门路给我们指点一下。

　　高科长：哪里用得着我指点，你们手里的信息系统就是一条好路。

　　高科长和雷某、李某结成利益同盟，他们利用负责信息管理、数据收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集并售卖统方数据。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行业从业者表示，近年来，为解决统方问题，监管部门对医院信息系统的管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几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有些医保局对医院的信息科的电脑它是有监控的，当你电脑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画面的时候，它会看的，所以说对信息科来说，统方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为了落实医药回扣、获得统方，进而抢占市场，医药营销人员还会用上更多的手段，比如医嘱、药房统计甚至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都有可能成为获取信息的渠道。

　　以记者查询到的最近的一起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终审裁定的案例来说，两名被告在被派遣至上海一家医院工作后，搭识了某公司医药代表黄某，其中一名被告利用工作便利，擅自数次侵入医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库，非法下载医院统方数据并交于另一被告，再转卖给黄某。经司法鉴定：被告人非法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有51个Excel文件。内容包含药品名称、生产厂家、医生工号、医生姓名、数量、金额等内容。

　　杜绝统方的发生，根本是切断其背后的利益链条，相关部门曾进行过多次改革与探索。

　　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统方管理的规定》，严禁为不正当商业目的统方，对违反规定为不当商业目的统方的，要给予处分，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20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得要求医药代表或者其他人员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医药代表不得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卢意光认为，药品回扣要治标更要治本。从短期来说，要在医疗系统不断落实监督政策，加强监管力度。”一方面治标，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反腐的不断地宣传，不断地抓典型治标，加大这种监管力度；一方面治本，不断地做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就是（在）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机制上做更多努力。“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惠娟表示，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深化阳光薪酬制度的探索、充分调动医疗人员积极性，依然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谁为14亿人的绝大多数（人）提供医疗服务，而且保质、保量、保效率，公立医院就是承担起为百姓服务这样一个公益性机构。政府购买医生的劳动，改变医生的智力劳动不值钱（的情况），首先医生这个主体，让你不敢贪、不会贪、不肯贪。”

　　从更大范围来看，解决由统方牵扯出的医疗腐败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梳理药品流通全链条，将反腐推进至更多细分领域。

　　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医改专家徐毓才：“这次反腐败讲的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回扣能不能实现，它这里边全领域、全链条，就很多了。能不能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能不能进入医院、能不能进入医保，因为进不进医保，它涉及到药品的市场销售的占有量，进了医保占有量就大，进不了医保它的市场范围就很小了，进入医保目录后边还有一个价格问题。这回反腐败为什么提出要聚焦关键人物、重点环节，所谓的关键人物就是指具有权力来解决药品能不能进医院的。我们从这个制度体系里边，首先要明确所有的规则，小的错误我们就要治理；另外，就是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还要跟上，就是收支结构发生了变化，医院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更多资金来解决报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