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收到赵柱家先生寄来的《陈桥驿致靳生禾手札集（附致寒声信）》（以下简称《手札》）打印稿，命我作序。陈桥驿先生和靳生禾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前辈，照理我是没有资格作序的，但他们都已归道山，目前相关的专业范围内直接受过他们教益且与他们有较多交往的人已屈指可数，我算是比较年长的，就凭这一点，我就不便也不敢推却了。

　　《手札》收录了陈桥驿先生单独致靳生禾先生的信89通，起于1984年2月14日，迄于2014年3月28日，即自陈先生61岁至91岁，历时30年1个月又14天，其中最后一封信写于距陈先生离世不足一年时；又收录了致寒声先生的信7通（包括合写给寒声与靳生禾两位的信1通），起于2004年5月19日，迄于2009年元宵。

　　这些信件，显示了陈先生的热忱、勤奋和机敏。

　　编注者在第一通书信的注中称：“从内容看，两人交往已深，应不是陈、靳二先生往来的第一通书信。”不过据我所知，尽管此信未必是他们的第一通书信，但他们应该相交未久。因为陈、靳两位先生结缘应始于靳先生为《山西大学学报》约稿和陈先生为靳先生推介他撰写的论文。我还记得，陈先生向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介绍靳生禾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外出开会期间。当时，陈先生称他为“新发现的一位历史地理学者”，可见相识未久。其实这正反映了陈先生对人的热忱，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抑或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来信，陈先生也会迅速回信。那时经常听先师赞扬：“桥驿回信真快！”他发出相同内容的征询信件，陈先生的回复一般都是最快的。对我们这些学生，陈先生也有问必答，回信又快又详细。

　　从信中内容可以看到，陈先生的这些信有的写于出国数月刚刚返回，有的写于出席两会的繁忙公务间，有的写于结束高级职称评审会的“隔离”（评审会期间断绝与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系）后，有的写于旅途。还有的信是在陈先生本人正经历不幸或遭遇困境时写的，尽管字面上显得风轻云淡。如他提到“大女儿家遭回禄”，实际上这次大火不仅将她女儿家全部财产物品焚毁，而且使他寄存在女儿家的祖传文物和他毕生收藏的字画全部付之一炬，损失无可估量，造成他内心难以治愈的创伤。他提到“内人记忆力衰退实已有三四年，而去年起病情加重”，实际陈师母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相当严重，完全不认人，家人一不留神就会走失，以至于陈先生只能陪她迁入乡居。

　　这89通书信只是陈先生在同时期写的至少数以百计的信中的一小部分，如他给先师的信，应该更多。这些年里，他出版的由他撰写、点校、翻译或主编的论著有50余种，《陈桥驿全集》14册，达2160万字，大多数是其间完成的，有一年他为别人写的序就有14篇。何况他还要出席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进行长期或短期的访学，参加各级各种学术评审和职称评定会、研究生论文评阅和答辩（包括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出席全国人大、省政协会议，接待国内外来宾，指导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指导和参与故乡绍兴的各种文化活动。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项很少有人能超越的纪录。

　　学人间的通信自然是以问道论学、讨论学术问题和办理相关事务为主。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与靳先生讨论《〈穆天子传〉若干地理问题考辨》，评价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谈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整理《水经注·金石录》《水经注·文献录》，出版《〈水经注〉研究》《郦道元与〈水经注〉》《郦道元评传》《水经注校释》，编纂《中国地名掌故词典》《水经注全译》《郦学札记》，请靳先生承担《水经注》中山西省河流的注解工作，筹备在山西召开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办地理培训班，寄赠刊物论文，索取《山西地图》刊物，为主编《当代中国五十名城》《历史地理》《中外城市研究》约稿，介绍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考试科目，介绍与日本、美国学者的交往，介绍出访日本、加拿大、美国的情况和印象，内容相当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地理学界活跃的思想和丰硕的成果。

　　信件中的内容也涉及当时社会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日常。从这一角度看，这些信件不失为可信的鲜活史料，足以丰富正史的记载。

　　据赵柱家先生介绍，这批信件是两年前他从一位旧书从业者那里寻获的，这才有了今天此书的问世，真是万幸！不知陈先生后人处是否还存有靳先生致陈先生的信件，如果今后能将两位先生往复的信件编在一起，一定是一件更珍贵的史料。

　　（本文为《陈桥驿致靳生禾手札集》一书序言）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