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编者按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倾向，具有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等背景的学者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带来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角度，推动了艺术史研究的演变。与此同时，这也引发了不少担忧，有些学者认为多元的研究视角忽略了艺术本体，弱化了艺术审美，“跨界”和“交叉”存在学科边界不清的风险。如何既坚持学科传统又开拓创新，既增强学科活力又不迷失方向，本期邀请两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董丽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

　　从学术的角度说，艺术史研究方法有“向内”和“向外”之分：所谓“向内”，指艺术史研究更侧重“艺术”，即关注艺术作品可见的本体，致力于分析视觉文本、笔墨语言、风格形式等，这是传统书画鉴赏、文物修复、分期断代的主要方法；所谓“向外”，指艺术史研究更侧重“历史”，即挖掘艺术现象背后不可见的生产机制，致力于剖析作品的社会背景、文化语境、政治意涵等。这两种研究方法，前者更古老，扎根于魏晋以来的文艺“品评”传统，是20世纪后期我国艺术史论学界主要的研究方法；后者受20世纪末欧美学界“新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影响，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艺术史学界的一种主流研究方法。

　　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孰优孰劣、应以哪种为主，艺术史学者常有一些争论。持“向内”观点的一方，主张抛弃“新艺术史”，以古为新，寻回更本源的方法论；持“向外”观点的一方，主张走出“艺术史”，分析得失，寻找更新的方法论。二者区别，主要在于对未来路径的走向预期不同：“向内”的一方主张后退一步，以退为进，捍卫艺术的尊严与边界；“向外”的一方则主张向前一步，继续跨界，开启艺术史研究的更多可能。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宋徽宗赵佶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的宫廷画家张择端所绘。画卷记录了中国12世纪初叶，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它不只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画作，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后世对宋代社会多维度研究的宝贵图像参考。有多位学者依据《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汴京城市经济图卷，对宋朝城市经济的状况展开了研究：以“水运网络”为运输体系的快速物流通道；以“街市”为城市规划基础的生活环境；以便携货币与金融管理机构为基础的信用体系；等等。此外，在宋代官宅、家具形制，乃至饮食风尚等市民生活层面，也出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引发这一“内外”之争的原因，至少有三点。

　　首先，随着艺术史专业招生改革及这一学科影响力的扩大，国内艺术史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从以艺术类专业为主，扩展至更广大的人文社科专业，因而融入了更多非艺术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次，随着国际学术交流增多，海外经典“新艺术史”研究成果给国内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再次，进入读图时代，传统艺术史聚焦于经典艺术品的研究，逐渐不能满足受众对于多样视听文本解读的需求，更多非经典、非大师创作的文化产品成为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新艺术史”则以社会、阶级、身份、性别等角度，为这类研究对象提供了艺术鉴赏之外更多元的研究方法。上述原因也分别反映出21世纪以来我国艺术史研究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的发展态势。

　　那么，艺术史研究究竟应该“向内”回归本体，还是应该“向外”继续扩展？我认为，艺术史研究需要一种“向外”的有效跨界。跨界不仅是艺术史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一学科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走向的大势所趋。当下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跨界，而是如何避免短期功利主义的无效跨界，实现长期互惠互利的有效跨界，进而实现艺术史与更多样学科、更多元文化、更多媒介资源的共创共生。

　　实际上，“向外”跨界与“向内”关注艺术作品本体，两种方法并不是对立的。“向内”的所谓不跨界，在实质上往往以某种对本真性的坚守构筑了有效跨界的基石，正如有效的“守旧”可能比无效的“创新”更有助于实现真正跨界。与古为新，本就是从时空跨界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天然就是推进跨界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向内”也可以是实现“向外”的一种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说的跨界是指有效跨界，是针对虚假的、形式主义的、为新而新的无效跨界而言的。

　　无效跨界的艺术史研究，在学科建设中，要么将艺术现象和历史事实简单嫁接，要么视艺术作品为已知历史叙事可有可无的点缀，要么以模式化的研究方法肢解艺术的魅力，既对探究艺术和历史新知无所助益，也不利于研发适配于艺术史学科的有效方法论。无效跨界的艺术史研究，往往以跨界为目的和终点，对自身和其他学科、文化、媒介研究均无实质贡献。

　　有效跨界的艺术史研究，则将跨界作为方法和起点，跨界的意义不在破界和出界本身，而在以具有能动性的跨越行为抵达更宏阔的视野。有效跨界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和终点，恰恰在于更好地认知与解决本学科根本性的艺术本体问题——在跨学科意义上，博采众长以解决其他学科不以为意的艺术问题；在跨文化层面上，求同存异式发掘相较其他文化资源的优秀本土艺术价值；在跨媒介研究方面，以深入媒介特质和引入非传统媒介的方式拓展新时代艺术的定义和边界。因此，相比“向内”回归的艺术史研究，有效跨界的艺术史研究不仅关注艺术本体问题，更坚持探索艺术本可能、还可以是什么。

　　从艺术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16世纪意大利“艺术史之父”瓦萨里对师友生平轶事的记录和整理、19世纪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在德语地区的创制、20世纪初在欧洲大学普及、两次世界大战间随大量欧洲学者移民传播至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异军突起，这条西方主流艺术史方法论线索，呈现出从早期传记式写作，到现代学科成形期致力于作品分析，继而从20世纪之交，针对架上艺术和古物的图像学与形式分析研究方法，到20世纪后期以艺术社会学等方法，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作品和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线性展开的、以进化论模式构建的艺术史主流方法论叙事，其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艺术史前沿领域中，“新艺术史”研究也因其单一文化视角而遭到广泛质疑。进入21世纪以来，已明显呈现出“新艺术史”向“世界艺术史”研究方法转向的趋势。

　　从现象上看，国际学界这一方法论转向，印证了艺术史研究在跨文化方面持续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这也表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主导的艺术史研究已面临资源枯竭。在此情势下，有效跨界的艺术史研究，致力于寻找人类艺术绵延的真正基因，复原长期为现代单一学科、文化、媒介视角所遮蔽的艺术真相，既扎根于微观层面，重识多种在地艺术现象的潜在价值，也着眼于宏观层面，探究人类多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生成机制。那么，中国学者能贡献何种有效的文化资源，阐明何种艺术现象，建构何种学术理论，拓展何种切实而充满活力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既是推进艺术史研究有效跨界的初衷，也是当下艺术史研究者肩负的使命。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