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穆旦诞辰105周年。在新诗的版图上，他曾经是寂寞的，而后又热度超常。他诗歌的命运转折，也暗合了文学史的运动规律。历史是公平的，它对优秀诗人可能遮蔽一时，却不会永久埋没。穆旦诗歌个性化品位高，而且对当下诗坛充满着启迪。

　　　提倡有难度的写作

　　20世纪的诗歌语言大致走了两条路径。一是注意发掘语言潜能，突破用词、语法和修辞规范，扩大语言张力，使熟悉的语言给人以陌生的感觉。穆旦就是在这条路线上创造了一种有难度的诗歌。他的诗充满暗喻、象征的语言，一般读者接受起来有些障碍，或者说它在知识分子读者那里远比在一般读者那里影响更大。二是返璞归真，诗人们努力克服修饰性，还语言以纯净的本色，平朴、干脆，单纯、隽永，但这是复杂到简单的单纯，浓艳至极的平淡。

　　应该说，两条路径各有千秋。但在如今诗坛，写诗犹如说话、口水四溢，特别是网络介入后，“口语加上回车键”助长随意和散漫。在这个时候，第二条路径的缺陷异常明显。日常化、世俗化的题材，使当下的诗歌不时会蹈向平庸、肤浅的自动书写；叙述性的强化，偶尔会滑入芜杂、啰唆的泥淖，损害诗的纯净；语言过度直白，难免会遭受一些非诗因子的侵袭。在这种口语化背景下，我觉得应该提倡穆旦式有难度的写作。

　　穆旦在诗中不消弭自我，不逃避个性，尽量凸显抒情主体，让“我”以第一人称方式出现。他的那种哈姆雷特式的自我审问意识，那种自我搏斗和否定的残酷，在新诗史上极其少见。穆旦诗中的“我”并不稳定、统一，叙述主体一会是“我”，一会是“他”，一会是“你”，或者“我们”“他们”，变化不定，可究其实都是“我”的变体。“我”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出现。这种人称的不断转移，在代指自我情感的同时，也增加了文本不易把握的可能性。

　　穆旦的诗歌表明诗之美介于直白与晦涩、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时候越难解读越显得迷人。古代诗歌需要元稹、白居易，也需要温庭筠、李商隐。当下诗坛就需要穆旦这样的诗人。如果每个诗人在自然、亲切说话的同时，能做到姿态硬朗，注重写作难度，那当下的诗歌就有希望了。

　　强化智性的写作

　　如今很多诗人秉持诗乃情绪的感性显现的观念，把诗作为抒情器物，较少受到理性对诗歌规律性认识的控制，只能产生情思的随意漫游、情思放纵、意蕴浅白。这在抒情维度发达的中国诗坛并不奇怪，但越是这样越需要穆旦的创作经验来警醒。不错，诗乃主情的艺术，尚情是中国诗的一大特色。只是随着人类知觉能力的强化，世界上有太多的抽象精神命题需要回答。诗为情感抒发、生活反映、感觉状写的这种认识必然受到挑战，因为诗的提高应该是情绪与思想的共同丰富、智慧与具象的相应延伸。

　　穆旦诗中有情绪的舞蹈、事物的写真，但总体上很少，而且多把情绪、事物沉淀为背景，揭示某种思想和经验，传达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包含着特有的理性与“思”之内涵。他的诗歌本体已经不单纯是情绪，也不单纯是生活，而转换成一种提纯与升华了的经验，一种心灵与外物对话的感性哲学。如《诗八首》是以现代意识审视爱情本质的思考，是经过无数次感情、感觉、思想的丰富体验而提炼出的经验。对爱的瞬间体验和生死的终极思考，生发出一种形而上的辩证意识。再如《春》在诗人的生命体验中展开季节思考，有青春炽热的生命欲望表现，更让人领悟春天到了，生命“等待着新的组合”的理性启悟。

　　穆旦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知识分子的思考底色相互交融，加上超然物外、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使“思”这样的诗歌异质性因素大面积介入，看似自然，实则幽深，虽然可能个别“尚情”的读者不一定习惯和适应，其“思”的趣味、高度与深度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但它在提高新诗审美思维层次、增强诗歌情感钙质的同时，让诗歌有“骨头”，也对诗歌仅仅是情感抒发或生活表现的传统诗歌本体观念内涵构成某种必要的补充。

　　重视诗性环节的转换

　　穆旦有对历史、人生、生死等永恒命题的抽象思考，但更关注现实的“及物”写作，有“深刻的当代性”。当下的不少诗人，注意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捞诗的“珠贝”，从细微事物中发掘生命情思，但过于强调自我，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没有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沉溺于饮食男女、吃喝拉撒、锅碗瓢盆、风花雪月等鸡零狗碎的世俗吟唱，将个人化降格为私人化，诗魂被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海洋，“日常”有了，审美却丧失了。

　　而穆旦的日常性进入了成功之境，他执着于“此岸”关怀，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其视线与体验无法从现实领域移开，但总能使自我探索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闪烁。秘诀是以内视点“我”切入，把握外部世界，对题材施行贴近而又超越的处理，注意控制感情与生活因子直接入诗。他把生活与情思只作为诗的因子，使它们深深潜入并消融于内心，同时跳出内心，甚至连同生活一起把情思作为客体进行观照，加入主体的思考，最后使之升华为一种艺术处理后的经验而呈现出来。如此感知视角使他能沟通现实与心灵，传递现实在心灵中的投影与回声，或由现实触发的感受和体验。琐屑凡庸的“此岸”日常生活的抚摸，并未被世俗的尘埃蒙蔽，而是凭借出色的直觉，在俗的题材中发掘出雅的境界，在小的题材中发掘出大的思想。在这方面，穆旦对诗性转换环节的重视值得当代诗人借鉴。

　　另外，穆旦超功利的人生与创作态度也值得参悟。典型的中国文人是讲节操和人格建设的，即普遍寻求人格的超越建构。当下有些诗人或太功利，或太实际，根本坐不住冷板凳。这是无法和穆旦相比的。他是一位存在型的真诗人，将诗歌视为生命与生活的栖居方式，摆脱了功利的纠缠，纯粹而超拔。从穆旦身上，当下诗人们可否获得一些启示呢？首先是人要“活”起来，然后诗才能活起来。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