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从重”界线,为公民个人信息法治护航
作者:刘婷婷 法学副教授
关于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又有新的举措郑重落地。1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对部分法律适用问题重申或者明确意见,强调诉源治理等。
近年来,我国推进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比如,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取消了上述两个罪名,统一为新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又比如,在民法典专设“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章节;2021年8月20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通过,更以专门立法的形式,给公民个人信息以系统化、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既需要立法规范,也离不开强有力的司法保护。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仅2021年便破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9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万名。据最高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至今,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16459人、起诉33417人,其中,2022年1月份至9月份即批捕1199人、起诉6223人。在“海量”数字的背后,是职能部门的依法作为。
还应看到的是,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尽管并不具备法律的效力,但对于各级司法机关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弥补了法律过于不够具体的欠缺,有利于秉持立法精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审视最高检这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涵盖了“窃取人脸信息”“出售行踪轨迹信息”“打击行业‘内鬼’内外勾连”等方面,抓住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最为薄弱的环节。比如,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很快,优势特征明显,各地广泛应用,但也给了不法分子滥用,甚至窃为己有的机会。还有一些人从追星族的狂热中看到商机,采取不法手段获取明星航班信息,甚至在明星车辆中安装定位仪,向粉丝们出售信息获利。又比如,在诸多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背后,都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发布典型案例,给出方位标靶,便于精准打击。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划出“从重界限”。在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中,陈某甲等人开展所谓“私家侦探”,通过手机定位出售公民行踪轨迹信息,导致2021年闵某通过陈某甲出售的定位信息,蹲守到了离家出走的妻子,并将其杀害。基于陈某甲行为的出卖轨迹信息导致了他人被杀死亡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将其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另一件典型案例中,李某用虚拟币在暗网论坛购买“社工库资料”并转存于网盘,将链接分享到某QQ群,其中包含公民个人信息8100余万条,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认为信息数量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审视其他典型案例,也体现了依法从严从重的规制方针,彰显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态度。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任重而道远。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既是对司法机关的生动指导,强调了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对公民的一次深刻普法教育,划清了是与非的红线。立法、司法秉持“零容忍”精神,接力打击违法侵权行为,将为公民撑起一方更安全的蓝天。(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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