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据媒体报道，73岁的杨维云当了50年老师，去年开始有了最特殊的一批学生。这些学生一共几万人，来自上海、湖南、新疆等全国各地，年龄从学龄前跨到72岁，中年人居多，大部分是女性。他们以一个个昵称出现在她的直播间，几乎都背负着共同的秘密——不识字或不会拼音。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接近3800万。看地图，识路标，进商店，抑或独自外出，对他们来说都是横在眼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衣食住行、上网聊天，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不识字到底会遭遇怎样的困难。而当这样的人口乘以3800万，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成了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社会问题。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文盲率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08%下降为2.67%，但文盲人口总量依然接近3800万。或许正因为文盲率很低了，“扫盲”在今天似乎对多数人而言都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词汇。这个背景下，杨维云专门致力于教人学拼音、识字的直播间，显然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让这个边缘化的群体被更多人所知晓。

　　事实上，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类似杨维云这样的“教学”直播间并非个例。它们的受欢迎，真实地映射出，被现代人视为是最基础技能的“识字”，对一些人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刚需”。这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不识字可谓处处受限——难找工作，不敢社交，乃至独自出行都成问题。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免费（低价）、专业的教学“启蒙”。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和像杨维云这样热心的教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但除此之外，我们的成人教育体系，是不是需要对这部分群体予以更多更普惠的关照？

　　一方面，这部分群体很多都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支付重新学习的成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教育水平低又严重限制了他们进一步自我发展的能力。如此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识字的尴尬，在今天对于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因此，解决这种群体性问题，仍需要有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除了直播间的热心“老师”，专业性公益组织的关注，成人教育服务的完善等等，都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扫盲的涵义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传统的扫盲教育多关注个体读、写、算能力的掌握，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定义的新世纪文盲标准里，能否识别现代社会符号，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管理已被纳入其中。“互联网扫盲”“数字扫盲”已经成为新的需求。比如，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人因为不会使用手机而仿佛被“隔离”在另一个世界、在现实中屡遭困难的现象，就频频引发关注。这些都表明，“扫盲”在现代社会不仅仍有必要，而且必须与时俱进。

　　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照拂程度，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人性化温度。让近3800万文盲人口能够得到更多的公共关注，帮助他们共享社会进步的红利，摆脱边缘化状况，值得全社会共同努力。（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