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刘雨薇（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十卷本《钟桂松文集》于2022年2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洋洋300万字，围绕桐乡文化名人展开，不仅收录了《茅盾传》《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等七部钟先生作为茅盾研究专家在该领域的主要著述，还选取了传记作品《沈泽民传》《张琴秋传》和文论集《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丰子恺与杭州》，这些文字传递着钟先生这位从桐乡走出的研究者对于故乡先贤们的深深敬意和浓厚的研究兴趣，也记录着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研究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

　　通读《钟桂松文集》，最强烈的阅读感受是“厚重”。这种厚重绝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合力。

　　首先，作品的厚重来自丰富翔实的史料。阅读文集，仿佛走进一座史料的博物馆。例如在编写《茅盾传》时，钟先生不仅在茅盾的文学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日记中广泛地选取材料，还援引了如杨之华编写的《文坛史料》、季刊《新文学史料》中的茅盾研究论文等研究资料。除了参考当时已经公开出版的茅盾作品和研究材料，钟先生还前往桐乡市博物馆查阅茅盾小学时的作文手稿，写信向茅盾后人韦韬先生请教相关细节，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如此扎实的史料做支撑，无怪乎丁帆先生盛赞该书为“茅盾传中名列前茅的好书”。

　　《钟桂松文集》之所以能够囊括体量如此恢宏、类型又如此多元的史料，有赖于作者对史料的敏感和保存史料的意识。这种意识由收录于文集第五卷《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中的《丰子恺的故家和往事》一文中可以窥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钟先生整理了他与丰子恺的本家侄女丰桂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为后人了解丰子恺这位文化大师的家族往事和早年经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写作该文的上世纪90年代初，钟先生在桐乡县委负责宣传工作，同时依托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桐乡籍文化名人的研究，而丰桂老师则在由当地政府重建的石门湾缘缘堂工作，出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两位老师其实不乏碰面的机会。钟先生之所以有意选择用书信的形式向丰桂老师请教丰子恺的故家往事，完全是出于保存史料的考量。如今丰桂老师已经作古，得益于钟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这些珍贵的资料才能够以书信为载体完整、清晰地被留存下来，成为后辈学人研究丰子恺的宝贵材料。

　　钟桂松先生还很注意史料的补正。在《茅盾传》出版十余年后，钟先生又应南京大学之邀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写作《茅盾评传》。与《茅盾传》相比，《评传》不仅加重了“评”的色彩，还增加了大量史料。钟先生不仅善于发掘新材料，还往往能够向前一步，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

　　其次，《钟桂松文集》的厚重寓于作者鲜明的历史意识中，虽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句章中一以贯之的却是“史”的意识。在为茅盾、丰子恺、沈泽民、张琴秋这几位家乡的文化名人作传时，钟先生并未把这些人物看作孤立的个体，而是将个体的生命经验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表现个体在时代风云中的选择与浮沉，以个人命运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作为研究者，钟先生十分关注研究对象与历史的关联，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他一方面常将笔触伸向与研究对象同时代的人，《文集》第二卷《悠悠岁月——茅盾与共和国领袖的交往》和《人间茅盾——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人》就是以茅盾为中心，通过书写茅盾与中共领袖、文学同侪们的交往，以小见大，照见共和国的风雨与辉煌，以及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相似的还有在文集第五卷《丰子恺与杭州》中，钟先生用一章专门讲述了丰子恺在杭州与老师李叔同、佛学大师马一浮、友人苏步青、郑振铎的交往。另一方面，钟先生还很注重承继关系的梳理，以研究对象为基点，从社会历史的维度上向前追溯和向后延伸。《文集》中有关茅盾和丰子恺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探究地域文化、家庭和学校教育对这两位大师人格之形成的作用，也有关于他们在文学、绘画领域对后辈的影响。钟先生大气磅礴的历史观念，使得十卷《文集》获得了超越自身体量的广度，阅读《文集》，仿佛在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于细微处见恢宏。

　　钟先生的历史眼光独到，善于选取历史的截面展开研究。《文集》第九卷《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就是以茅盾自1916年至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为中心进行的研究。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十年间，茅盾的文学观走向成熟，这为作家茅盾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也是在此期间，茅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也见证了茅盾政治生涯的起步。

　　最后，《文集》的厚重也来自作者思想的厚度。《文集》作为钟先生40余年研究成果的集合，沉淀着作者在学术之路上一路走来的智性思考，具有很高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思想的厚度离不开研究视野的广阔，作为生于浙江、扎根于浙江的文化学者，钟先生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先声夺人，创作于1989年的《论茅盾小说与吴越文化》是《文集》中所收最早的该研究方向下的成果。钟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援引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相关著述对“吴越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界定，使这一研究从起点上就被赋予了科学性。此后，钟先生不断以新成果充实着这一研究领域，30余年间，钟先生以地域文化为研究的切入点产出了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茅盾小说主题研究、语言特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丰子恺散文研究、图像艺术研究以及基于两位大师的史料研究。钟先生立足于吴越文化，由点到面，将其研究内容辐射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种以小切口做出大学问的学术范式。

　　当然，作品的思想性最终还是要落到具体的观点之上。钟先生的学术写作富于理性色彩，处处闪耀着思想的锋芒。《文集》中收录的四部传记作品是钟先生作为浙籍文化名人研究专家的突出贡献，阅读这些传记作品，读者不仅能够了解传主的人生经历，还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痕迹。这是由于钟先生在撰写传记时并不满足于“讲故事式”的人物生平记述，而往往能够做到有史有论，依托翔实的史料，形成理性的思考。例如在为茅盾作传时，作者就通过茅盾少年苦读的经历和在商务印书馆时期选编文章的特点总结出茅盾对个人奋斗精神的看重。对于茅盾在文坛和政坛的活动，作者也在介绍作品、陈列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茅盾文学作品的特色，总结了他担任政治职务时的历史贡献，这些独到的见解使读者对茅盾的认识能够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此外，作为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钟桂松先生立场清正，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也往往直陈事实、力求公允。

　　十卷本《钟桂松文集》，见证着钟先生在学术的旅途上一路走来的硕果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场思想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