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

　　86岁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在致辞时感慨：“北大考古100年的发展史，我有60多年参与其中。”

　　李伯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开始教书育人，多年带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即使后来忙于授课、研究，每年也都会抽空到考古现场。“考古必须以田野发掘为出发点，没有考古的调查、发掘，考古学研究就很难向前推进。”

　　从昌平雪山文化遗址到偃师二里头再到安阳殷墟，从盘龙城到曲沃曲村，从夏商周到新石器，李伯谦的领域不断延伸。上世纪70年代，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器物涉及不同文化，李伯谦分析后认为，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土著”器物，于是将其单独命名为“吴城文化”，这也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运用。后来，他运用这个方法相继分析了多个遗存。

　　“田野考古也离不开研究文献。从历史文献中找出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古学研究来分析问题，这是宿白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李伯谦说。

　　北大考古系的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定期在天马曲村遗址进行考古实习，一批批考古学家从这里成长，一件件出土文物充实到各个博物馆，通过考古资料书写了一部鲜活的晋国史。2022年是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李伯谦对1992年的那次抢救性发掘记忆犹新：“发掘持续到2001年，我们共找到了9组19座大墓，出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随葬的青铜器上有多位晋侯的名字，确定其为晋国第二代国君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观众走进今天的晋国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发掘现场。”

　　因为看过很多遗址出土的青铜器，10多年前，李伯谦和刘绪不怕辛苦、费时费力地组织出版了20卷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社会留下了一个扎实可用的资料库。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用力之处”

　　今年夏天，《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距离1996年至2000年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李伯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当时涉及学科最广、参加人员最多的重大研究项目之一，2000年入选了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公布的三代年表，被各种工具书和教科书采用。

　　研究并没有因为工程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学术课题。为此，2000年李伯谦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主持人之一，探讨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源头的考古思路。“当时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把黄帝时代究竟有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弄清楚。”

　　随后启动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的黄河中游地区扩大到黄河下游和上游、长江上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从文明形成所需的自然环境、生业经济扩大到都邑、聚落、年代、精神的研究，囊括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各个发展阶段，涉及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方方面面。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用力之处。我年轻时见过顾颉刚先生，也听过他的演讲。早期历史的保存形成，最初只能是口耳相传，等有了文字，将口述内容书写出来，就成为传说，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谦说。

　　夏、商王朝曾经也是传说，后来逐渐变为信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果。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持续考古，推动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遗址。”

　　考古学的优势在于，挖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点——常常支离破碎，而且不会自己说话，需要研究解读才能描述历史。

　　“史学形成有三个渠道。一是从口耳相传以及古代文献中寻找历史；二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书写历史；三是社会学、人类学兴起后，从人类学资料中寻找历史线索。要获取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必须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李伯谦说。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近几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郑州东赵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南阳黄山遗址以及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与文明探源相关的重要遗址，都可以看到李伯谦的身影。为了研究方便，他索性搬到郑州长住。

　　“传统史学的三皇时代，大致对应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早、中期，五帝时代大致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末期。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三大阶段，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真相。”

　　什么是“文明”？“文明”达到什么状况、什么程度才算形成？不同研究者会有不同回答，但都有一个自己衡量的标尺。李伯谦认为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最为贴切。

　　过去西方学术界多以城址、大型礼仪建筑、青铜器、文字作为判定社会已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准，后来又以聚落的多级分化作为判定标准。李伯谦一直主张从多个方面讨论聚落等级。

　　“比如，聚落规模是否出现分化？大型、特大型聚落是否出现大型宗教礼仪活动中心和建筑？墓葬在规模上是否出现分化？是否发现有专门的武器和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仪仗等器物？是否发现了文字和少数上层人物垄断文字使用的迹象？这些标准都与中国考古遗迹现象紧密联系。”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李伯谦一直注意总结文明发展对于当下的启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李伯谦始终坚信，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