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序茅（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

　　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感情总是有些矛盾——一方面，觉得它们弱小、无助，需要人类的保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野生动物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的保护力度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恐惧，毕竟，无论是非典型肺炎，还是近几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原始宿主都是野生动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野生动物其实也在守护着人类，是抵御病毒侵袭人类的一道屏障。

　　野生动物是病毒的“潘多拉魔盒”？

　　只要减少和野生动物的接触，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概率并不大。

　　人类演化史就是一部与疫情打交道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人类因病毒而死去的人口远超过因战争死去的人口。肆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流感病毒，感染了10亿人，保守估计死亡人数超2000万。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炎（SARS）暴发。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发布数据显示，非典疫情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病例共8422例，死亡人数919人。2014年寨卡病毒暴发，感染了巴西百余万人，造成几千例新生儿小头畸形症。进入21世纪以来，仅因冠状病毒就引发三次全球瘟疫：一是SARS病毒；二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三是新冠病毒，它们的传播、扩散均和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密切相关。

　　据统计，人类传染病60%来源于动物，50%的动物传染病可传染给人类。1970年至今，新发和再发传染病中超过75%为人兽共患。以冠状病毒家族为例，科学家已在近200种蝙蝠身上发现超过500多种。蝙蝠也是许多病毒的原始宿主，比如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狂犬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等。

　　那么，这些野生动物是病毒的“潘多拉魔盒”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为何会在人类社会中传播？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根源主要在于人类和野生动物接触增多，导致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和人类密切接触，增加变异和在人群中传播的风险。例如，全球非法和合法野生动物的贸易估算在每年30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流入人类社会。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导致人兽共患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亚马孙流域，森林覆盖率下降4%，疟疾的发病率会提高50%。

　　只要没有打开这个“魔盒”，人类就是安全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病毒的跨物种传播，并不是野生动物的“错”，根源还在于人类。

　　我们经常说要保护野生动物，在很多人眼里：它们弱小、无助、可怜，需要人类的保护。其实，我们之所以要保护野生动物，是因为野生动物也在保护我们人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从流行病传播的角度来说，只有真正找到病毒的中间宿主，才可能彻底切断疫情的传播链。同样，只有真正意识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才能杜绝类似悲剧的发生。

　　野生动物只能被保护或利用？

　　长期以来，野生动物在守护人类健康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不能和野生动物多接触，等将来科技发达了，疫苗水平和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了？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认知，还停留在保护或利用上，忽略了野生动物在守护人类健康上的重要作用。笔者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首先，野生动物可以通过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控制疾病的传播。

　　坦桑尼亚的塔拉吉利国家公园中大象和犀牛被偷猎严重。但人们惊奇地发现，伴随着大象和犀牛的减少，保护区附近人家饲养的牛羊等牲畜也出现大量死亡。专家发现，造成家畜大量死亡的，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的舌蝇，其叮咬致使动物患病——在自然状态下，大象和犀牛有踩踏灌木的习惯，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灌木的数量。由于大象和犀牛被偷猎严重，灌木的数量大量增加，为舌蝇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导致牲畜受到传染病的严重侵害而死亡。

　　莱姆病的暴发也与野生动物的减少有关。研究者发现，人类砍伐森林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使得森林中的顶级捕食者如狼、狐狸、鸮等数量下降，导致莱姆病菌的重要宿主——白足鼠数量增长，进而增加了莱姆病通过蜱虫传播到人的可能性。

　　其次，野生动物可以通过“稀释效应”来减少人兽共患病的传播。

　　生态学中有“稀释效应假说”：物种多样性越高，人类感染疾病的风险就越低。也就是说，物种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就越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健康。

　　虽然生物多样性高的地方病原体数量也多，但单一的病原体数量多并不代表风险大——疾病传播过程高度依赖于接触频率，生物多样性可以通过宿主竞争和调节功能降低接触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物种多样性高的地方，接触病毒的频率就会降低，从而减少暴发人兽共患病的机会。此外，研究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不仅物种多样性减少，物种的群落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通俗地讲，在人类活动越密集的地方更容易和那些携带人兽共患病的物种共存，比如我们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刺猬、鼠类等，增加了病毒传播的概率。

　　再次，野生动物是保护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一环。

　　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要知道，病毒先于人类存在于地球上，而人类之所以没有被很多病毒感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野生动物在病毒与人类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

　　同时，生物多样性也通过与环境之间的管理间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曾经有人提出“老朋友假说”，认为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生存于人类消化系统的微生物协同进化，因此这些微生物是人类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而人体的内微生物会受到环境微生物的影响，生活在生物多样性高、生态系统稳定的环境，环境中的微生物可以补充人体内微生物的多样性，帮助人体更好地适应新的食物和环境。

　　现实生活中，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野生动物正在面临种群、栖息地等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目前还未可知。以亚马孙雨林为例。棕榈树是热带雨林的主要树种之一，经过长期的协同进化，高大的棕榈树结出硕大的果实，吸引一些大嘴（喙）鸟类的传播，完成森林更新。然而，随着人类狩猎的加剧，大嘴鸟类种群急速下降，从而影响棕榈树种子的传播，那些高大的、结出大果实的棕榈树面临灭顶之灾，而结小果实的棕榈树转而依靠小嘴鸟类的传播，受到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一结果影响了整个热带雨林的群落结构。我们知道，热带雨林是地球之肺，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这样的改变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许，只有历史能给我们答案。

　　一两种动物灭绝无所谓？

　　一种生物的丧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10～30种其他生物的丧失。

　　今天的物种灭绝速率是人类还没有主宰地球以前的100～1000倍。人类对野生动物最大的危害，是对其栖息地的破坏——目前全球2/3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人类的干扰和破坏，使得大批野生动物面临灭绝的风险。

　　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受威胁的脊椎动物有932种，已经占到了所有动物的21.4%；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六种大型动物，包括三种犀牛、普氏野马、高鼻羚羊、新疆虎，在近百年左右的时间全部灭绝，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大了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新理念深入人心，从立法到保护区的建立，再到国家公园等的建设，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跃上新台阶。

　　可能有些人觉得，地球上几千万个物种，灭绝一两个无伤大雅。这种想法，实在大错特错。著名的生态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人类需要蚂蚁，但蚂蚁不需要人类。蚂蚁虽然不起眼，但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分解者之一，对地球上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起到重要作用。作为生态系统金字塔基座的重要一部分，蚂蚁的灭绝或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崩塌。

　　每种生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并与其他生物种类相联系、相互作用。一种生物的丧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10～30种其他生物的丧失，10～30种生物的丧失又会导致上百种、上千种甚至上万种生物的丧失。

　　这对人类健康也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某些生物的数量减少或灭绝，必然会影响它所在的生态系统。若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破坏，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就需要寻找新的宿主，人类被感染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对野生动物保护而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还远远不够。我们应有更高的追求：人、动植物、微生物的和谐共存。大家共同生活在地球，融合于生态多样性之中，彼此相互依存。

　　如前所述，病毒先于人类存在于地球上，它们既威胁着人类，也同整个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灭绝病毒是不现实的。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野生动物是人类抵抗病毒的一道生态长城，维持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安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