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之学，以《易》为宗，非独其思想可称为易学哲学，其流传于世的几十首诗作中也不乏浓厚的易学色彩——易学也是张载诗歌创作的重要“底色”。

　　“北宋五子”皆为易学大师，且都不乏与《周易》有关的诗作传世。广为流传的“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虽今被学者考证非“道学宗主”周敦颐所作，但恰与张载的一首“学易诗”相映成趣——“学易穷源未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易》素难读，前诗表达了诗人精研易理、沉醉其中的忘我体验，而后者则是道出了志道精思的横渠先生学《易》时的个中甘苦。“用即无差问不知”将诗性美学与哲思妙理圆融贯通，其背后却是《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易道底色。

　　道学家善言“天心”，张载尤甚。著名的“横渠四句”首句即云：“为天地立心”。“天心”或“天地之心”可追溯至《周易》，复卦《彖传》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何为“天地之心”？张载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又云：“天则无心无为……人之德性亦与此合，乃是己有。”（《横渠易说》）其《经学理窟》进一步说道：“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可见，此“天心”即儒家之最高价值准则——“性与天道”，亦即易理；其充塞宇宙，弥纶天地，但又须人悉心求索、观照，持守、涵养，于伦常日用处发见、徵验。“天心”这一易学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成为张载诗歌创作中的最高价值追求。《送苏修撰赴阙四首》之四云：“出异归同禹与颜，未分黄阁与青山。事机爽忽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其中“出异归同禹与颜”取典《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朱熹《孟子集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又云：“圣贤之心无所偏倚，随感而应，各尽其道。”此诗化用禹、颜殊途同归之意——二圣虽异时异事，然救民修己之心尽同。在张载看来，此“心”即《易》之“天心”，为跨越历史时空、突破个人境遇，具普遍性、超越性之准则。禹、颜之事本为人事，而张载以天道开显之，使儒家修己安人之道尽显形上天道之晖光。

　　此诗为赠别诗，故又巧妙化用《易传》“语默”典故，《系辞传》载孔子释同人卦九五爻辞“先号咷而后笑”曰：“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张载以禹、颜之出处语默喻己与友，以二人所同之“心”为通贯天人、跨越时空之“天心”，则已大大超越了志同道合之友朋情谊之维，而是将普通友情超拔至天人之际，儒家之至高理想——道学气象尽显其中。

　　此诗还有一句与《周易》关系密切——“事机爽忽秋毫上”。“事机”即《周易》所言之“几”，《系辞传》载孔子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即精微之变化，吉凶之先兆。诗中以“爽忽秋毫”描述之，亦见其精微难测。因此，对“几”的探究、把握尤显重要。而《易传》更是以《周易》为圣人精研易理、深究事“几”之典籍——“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传》）故“知几”为君子之至高修养——“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系辞传》）作为一代易学巨擘，张载更是秉承易道，于精微之“几”处尤重工夫。《横渠易说》云：“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几；造端乎夫妇，亦可以言几；亲亲而尊贤，亦可以为几；就亲亲尊贤而求之，又有几焉；又如言不诚其身，不悦于亲，亦是几处。苟要入德，必始于知几。”——以“知几”为“入德”之始，可见张载所重之“几”为德行之“几”。其另一首拟乐府诗《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见几天地先。开物象未形，弭灾忧患前。公旦立无方，不恤流言喧。将圣见乱人，天厌惩孤偏。窃攘岂予思，瓜李安足论。”“几”本为吉凶之先见，亦即“象未形”“天地先”，“知几”工夫亦即豫见、防患于事变之精微处。而“窃攘”、“瓜李”的表述凸显出张载之忧患重在德行修养，并非功利性的吉凶。《易传》释噬嗑卦初九爻辞“屦校灭趾”云：“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张载注云：“暗于事变者也。”“暗于事变”即不“知几”，小人不仁不义源于对事变之精微处不明，君子则要遵循《周易》的劝诫，防患于事变之精微处，提升自己的德行，能做到如此，“窃攘”、“瓜李”，更不足为虑。张载尝云：“《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于此诗中，亦可见此旨。

　　《君子行》言“几”立足于防患弥灾，此又源于《周易》之忧患意识。《易传》以《易经》为“忧患”之作——“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圣人于忧患中著《易》，欲使世人“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即是易之道。《周易》之忧患意识启古代人文精神之端。至北宋，则表现为士大夫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如接引张载入儒门之范仲淹。而张载为官时，更是“因问民疾苦”，乃至“岁值大歉，至人相食，……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横渠先生行状》）而张载诗作不仅将《周易》深沉的忧患意识表达为君子德行之忧，更表现为忧心民瘼的家国情怀。他曾批评乐府诗“皆浅近，只是流连光景、闺门夫妇之意，无有及民忧、思大体者。”（《吕氏家塾读诗记》）《送苏修撰赴阙四首》虽是赠别诗，却句句饱含忧国忧民之心，诗一忧井田崩坏，秦弊未息：“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诗三又云：“巍巍只为苍生事，彼美何尝与九州！”诗中对黎民苍生之关切与《西铭》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情怀可谓血脉一贯。

　　张载一生为官时日极为有限，但庙堂之忧却在其诗作中被屡屡吟咏。《别馆中诸公》当是张载辞官崇文院、赠别同僚之作，虽身辞魏阙，然心系社稷——“藜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晚年作《老大》诗再度明志：“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终日面岧嶤。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行将老迈，形神渐消，此心念念不忘，仍是国家社稷。

　　相比德行之忧、苍生社稷之忧，《周易》之忧患意识在张载诗中还表现为对儒家道统、学统之忧。张载门人范育《正蒙序》云：“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子张子）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之泯然其将灭矣。”《鞠歌行》“千五百年，寥哉寂焉”即是张载对“学绝道丧”的忧虑。在《宿兴庆池通轩示同志》中张载更是劝勉友人、直抒胸臆：“叔子莫痛凤沼湮，又莫悲愁花萼堕。所忧圣道久榛塞，富贵浮云空点涴。”又有《绝句》云：“面似骷髅头似雪，后生谁与属遗经。”更是将具历史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的一代儒者忧心圣道的真切，娓娓道出。

　　张载诗作最为今人所称道的当属《芭蕉》：“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全诗句句不离“新”字，极富韵律美、形式美，却又意蕴悠长，催人奋进，道尽横渠为人为学“勇于造道”、锐意求新之可贵精神。张载尝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勉励学者“多求新意，以开昏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张子语录》）张载贵“新”实源于对《周易》“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精神的秉承和发扬。变易为《周易》之精髓，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为此变易之最大呈现。唐孔颖达即以“新新不停，生生相续”释此“变易”。《系辞传》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大畜卦《彖传》更云：“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张载赞曰：“天德也。”（《横渠易说》）横渠之学，“天人合一”，“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正是张载秉此刚健日新之易道精神，方有《芭蕉》诗之不朽流传。横渠之造道创新，于今之世，大可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