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沛文

　　这是父亲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有关父亲的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我家祖辈居住在京郊平谷区一个叫安固的村子。父亲生于日寇侵华的年月，童年自然受了不少苦。土改时因祖上留下了些田产，被划为“富农”，本就性格内向的父亲，此后更加寡言少语。婚后，大姐出生，爷爷去世，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压在了他的肩上。

　　多挣工分，便能多分嚼谷。青壮年男劳力一般一天记10分，因为父亲干活时从不惜力，生产队破例给他每天记15分。农村人家建房，都是请关系好的人来帮忙，报酬是管三顿饭。父亲是最常做帮工的人，因为他不会拒绝，也因为他实在——往往是房主人还没起床，他已经开始干活了。

　　我家院里有三棵柿树，秋后柿子红了，便摘下贮存起来，除了我们姐弟偷吃几个外，都卖掉换来全年的零花钱。儿时记忆里，卖柿子是家里一件挺庄重的大事。每年临近春节的一天，母亲凌晨三四点起床，烙五张平时吃不着的白面大饼。父亲吃两张，带上两张做干粮，剩下一张自然是给我们姐弟几个解馋。父亲把装满柿子的两个大筺，担在自行车后座两侧，与同村的几个人一起，骑车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

　　那满满两大筐柿子不会少于三百斤，比哪个同村人载的都多。他们要骑到百里以外的宝坻县，走街串巷去买。那时我不懂事，不会关心寡言少语的父亲是怎样把那两大筐柿子一个一个地卖出去的，只会在太阳还没落山时就跑到村口等他，等他给我买来摔炮。其实我心里明白，不到九十点钟，父亲是不会出现的，可我就是傻傻地在寒风里站着，盼着。那时，对我来说，父亲就是天。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一年365天都在劳动，从早到晚没个空闲，唯独有一年的夏天，本应忙碌在农田里的他，皱着眉头侧卧在炕上，原来是臀部长了大疮。父亲的病不轻，短时间内干不了重体力劳动，于是生产队长安排他去看管果园。后来父亲去世，半个庄子的人都来吊唁，一个人说起了一件往事。当年他十五六岁，在村办的砖厂工作，一天上班时约了几个伙伴到砖厂旁的果园偷苹果，结果被父亲逮着，要带他们去找厂长，几人拽住父亲一个劲地哀求。看着他们又黄又瘦、营养不良的可怜相，父亲心软了，只是教育了几句，就让他们带上苹果走了。刚走不远，父亲又叫他们回来，说带着苹果会被厂长和同事看到，让他们暂时放在果园，下班后再来取。这位乡亲感慨地说，自那以后，他再没擅自进入果园，再没拿过公家东西。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我家分得二亩口粮田，田里的活计，成了父亲的业余工作——白天他在村办的石灰厂上班，开山石，供灰料，一干就是十多年。进入新千年之后，父亲的体力大不如前，但他仍闲不住，又干了十几年护林员。臂上的护林红袖标，一直戴到2016年突发中风而止。

　　父亲患脑梗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身板硬朗的他，即使年近八十，夏天割柴背起百斤脸不红，秋后爬树采果气不喘，怎么就轰然倒下了呢？

　　父亲再也不能骑车、走路了。周末一有时间，我就开车陪他转悠。南山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的每条沟、每道梁、每个山头，都有他的足迹，滴过他的汗水。尽管父亲记忆力已很差，连亲人有时都认不出，但什么“小黄峪”“大旦峪”“东天津”“西天津”，车子每过一处，他都能叫上名来，如数家珍。“过去山上哪有这么多树，树根都被挖出来当柴烧。路面坑坑洼洼，手推车很难走。那时候太穷了，现在日子多好啊！”父亲念叨着，一脸满足的神情。

　　父亲名“荣芳”，听着像女孩的名字，后来我明白了这名字的含义。父亲正如一株坚韧而茂盛的花木，顶住寒风苦雨，绽放着鲜花，喷吐着芬芳——为他的妻儿、乡亲，为周遭的一切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