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席泽宗是为数极少的科学技术史院士。在82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留下了等身著作。他曾牢记老师叶企孙的一句话：“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得硬。”

　　2021年10月，在席泽宗离开后的第13年，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陈久金主编的《席泽宗文集》（共六卷），文集记录了席泽宗一生中最辉煌的科研成就和最曲折的人生旅程。不久前，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席泽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上，席泽宗波折而坚韧的人生在人们的记忆中闪耀……

　　命运与挣扎

　　“这本书是32开本，也不厚，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1927年6月9日，山西省垣曲县城一个席姓家庭迎来了第十个孩子。在此之前，家里的九个孩子都夭折了。顺延着以“宗”字为男孩取名的习惯，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席泽宗。

　　作为家里的独子，席泽宗出生后的十年，是安逸平静的十年。在私塾里学会了国文和算术，每天晚饭过后他就帮着父亲席文濬对账。他一边念，父亲一边拿着红笔在账上画圈。直到1941年1月，父亲的离世让14岁的席泽宗早早地接过了管家的重任，往日的安逸和平静也因日本空降部队的到来而终结。

　　1941年5月30日，端午节，席泽宗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从家中押走去做民夫，因为走在最后一个，他半路溜进麦田逃回住处。喜出望外的席母忍痛将他送离沦陷区。在口述自传中，席泽宗说：“这次被抓民夫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我就可能长期在垣曲县过我的地主生活了。”

　　离家的席泽宗来到抗日大后方学习和生活，就读于迁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附中。那是个读书氛围浓厚的学校，学生们除了做好功课外，还竞读各种课外书籍。“最让我感兴趣的一本书，是张钰哲的《宇宙丛谈》。这本书是32开本，也不厚，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我找了更多的天文学书籍来读……打算高中毕业后学习天文学。”席泽宗在口述自传这样说。

　　1947年，高中毕业后的席泽宗不顾家族成员反对，考入中山大学天文系。在那里，他接受了专业的天文学训练。没有经济来源，他就靠着勤工俭学和撰写科普文章挣稿费。1950年夏天，受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委托，席泽宗开始撰写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恒星》。这本书在195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约5万字，行销3000余册。

　　抉择与成名

　　“对于这些反响和评价，我起初都没有预料到”

　　从天文学系毕业后的席泽宗未曾想到，自己并未研究天文物理，而是去研究了天文学史。那是一段既偶然又必然的经历。

　　1953年，中科院派遣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当时莫斯科大学史登堡天文学研究所教授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希望中科院帮助调查有关中国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资料。之后，他请苏联科学院天文学史委员会主席库里考夫斯基给中科院写信再次提出了这一希望。主管编译局的中科院时任副院长竺可桢收到了信，但由于事务太忙无法亲自做。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编译局工作、有着天文学研究背景的年轻人席泽宗。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席泽宗阅读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等相关科学史典籍，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向竺可桢请教。在研究的过程中，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计划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成立自然科学史组。于是，席泽宗遇到了科研生涯的“十字路口”：是去自然科学史组研究天文学史，还是做天体物理研究？席泽宗回忆，当时，张钰哲又一次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张钰哲告诉席泽宗：“一个人只要选定一个专业努力去干，日后终会有成就。尽管天体物理重要，但天文学界不能人人都去研究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人研究天文学的各个分支，并且都要做出成绩。”

　　1955年12月，走上天文学史研究道路的席泽宗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古新星新表》。苏联和美国天文学界很快将其译为俄文和英文。1965年，他又和同事薄树人合作发表了《古新星新表》的补充修订表。

　　两份星表系统整理了自公元前14世纪至1700年古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和X射线源的重要参考文献。很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利用两份星表寻找射线源与星云的对应关系，研究恒星演化的过程和机制。其中尤以1054年超新星记录研究与蟹状星云的对应关系最为突出，中国历史记录为恒星通过超新星爆发最终走向死亡找到了实证。

　　“对于这些反响和评价，我起初都没有预料到。”席泽宗在口述自传中说。从此，在国际天文学界，“席泽宗”三个字便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

　　浴火与重生

　　“由于不顾上级的命令，仍然搞业务，我受到猛烈的批评”

　　1957年元旦，中科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来发展成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史研究机构。席泽宗是最早在编的8位开创者之一。但此后，受政治运动影响，科研工作举步维艰。

　　在口述自传中，席泽宗提到，“由于不顾上级的命令，仍然搞业务，我受到猛烈的批评。”可即便被批评，他依然保持着对天文学史研究的热爱，并做出了耀眼的成果。

　　1963年，席泽宗依靠严密的逻辑推理，否定了“王锡阐是世界上首次预先推算金星凌日之人”的“定论”，推翻了原本属于中国的“世界第一”。1964年，他发表《宇宙论的现状》，成为国内第一篇评价西方当代宇宙学的文章。1966年，他证认出敦煌卷子S3326全图共有1359颗星，而敦煌卷子S3326被视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且星数最多的星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他立刻开始了对帛书中《五星占》的考释和研究，不久又发表了对帛书中彗星图的研究，这些成果至今仍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席泽宗的事业也终于回到正轨并步入黄金时期。

　　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他和众多同仁倡议，将科学史所划归中科院。从1978年起，席泽宗担任科学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筹建了该所的近现代史研究室。1983年至1988年，席泽宗担任科学史所所长。这段时间肩负行政职责的席泽宗仍然勤奋地做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其中，1981年，他通过推理和实验，证明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家甘德就发现了木卫，比伽利略早近2000年，这一研究也成为我国最早开展的实验天文史学研究。

　　1984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到1991年，席泽宗的学术活动已经进行了整整40年，这一年他当选中科院院士。他的开门弟子、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为他带去了一份别出心裁的祝贺“礼物”——他的研究生钮卫星。

　　2004年秋天，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的钮卫星收下了开门弟子李辉。3年后，席泽宗、江晓原、钮卫星、李辉“四代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席泽宗在口述自传中说：“他（江晓原）已成为国内天文学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多年了。而且，他指导的博士生钮卫星也带硕士研究生了。”

　　晚年与坚守

　　“我还有一个遗憾”

　　直至晚年，席泽宗一直在坚持研究工作。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他不仅总领天文学专题，还在组织、引领整个团队的多学科合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席泽宗带领团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取得了诸多天文学成果：通过“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根据“岁鼎克昏”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通过五次月食确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800余年。

　　同时，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否定了“三焰食日”的记录为日食，澄清“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否定使中国掷掉了“最早的日食记录、最早的日珥记录、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见记录”三项“世界冠军”，也有力地回击了国际上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的污蔑。

　　在席泽宗的口述自传中，他将自己的成果简单地归结为九项：研究历史上的新星和超新星，考证甘德发现木卫，钻研王锡阐的天文工作，考订敦煌卷子和马王堆帛书，撰写科学思想史，晚年承担三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天文历法志》和《中华大典》自然科学类典籍的编撰出版。

　　2007年8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的第8547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

　　走到人生终点前，席泽宗说自己“还有一个遗憾”——没能撰写一本英文的中国天文学史专著。“由于视力不好，我只能借助放大镜，为了应付个差事，撰写个短篇文章；要干大事，撰写长篇书稿，已经不行了！”

　　席泽宗2008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在他离开后的第13年，《席泽宗文集》（共六卷）正式出版。在出版座谈会上，手边放着六卷墨绿色的文集，席泽宗的女儿席红感慨：“至今整整十三年，十分想念。”

　　她缓缓念出远在国外的哥哥席云平为父亲写的诗：“书山有路觅天精，史海无涯欲理清。混沌初开科技史，谷峰一路尽心倾。敦煌马王思残卷，木卫新星考浩经。断代夏商论宇宙，化为天上一颗星。”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倪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