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学研究大家柳田圣山说：“寒山的笑象征着禅的世界。”夏目漱石说：“有人被蜂蜇，是寒山还是拾得？”这匪夷所思的一问，却是深受日人喜爱的俳句，寒山在日本的独特地位可见一斑。事实上，近世以来的日本，寒山触目皆在，宗教、哲学、诗歌、绘画、小说、戏剧等都有其存在的痕迹。寒山实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检视其传播历史，江户时代则是日本寒山接受的关键时期。

　　寒山诗传入日本当在北宋熙宁年间。日本入宋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其于熙宁五年（1072）到天台山参学，获《寒山子诗》一帖，翌年弟子携书回国，此即“成寻本”，为日本最早的寒山诗集。镰仓、室町时代，即五山时期（1192—1598），寒山其人及诗已有一定传播。这一时期，日本仿宋朝禅制，在镰仓、京都建立“五山十刹”之官寺，幕府十分尊信五山禅僧，禅林文学成为四百余年之主流，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五山文学”。五山诗学主要受宋代诗学影响，多取法杜甫、苏轼、黄庭坚诸家，但寒山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及“文殊化身”的宗教身份，也受到了关注。在虎关师炼、中岩圆月、此山妙在、义堂周信、一休宗纯等诗集中均有多首歌咏寒山的作品。这些诗重在构建寒山形象，如虎关师炼《寒山拈笔》：“穷怀一点不关胸，未见愁容只笑容。割破海山风月看，剑锋争似秃笔锋。”义堂周信《题树下寒拾戏岳云登兄》“蓬头垢面人应笑，树下藏身好便宜”等，都是吟咏《寒山子诗集序》记载的寒山事迹，具有较浓厚的宗教意味和传奇色彩。

　　寒山诗开始流行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五山时期汉诗阅读和创作仅限于少数禅僧和王孙贵族，大部分民众并不具备相关知识和文学素养。至江户，理学大兴，汉文学也达于鼎盛，大量汉诗人涌现。寒山诗也由此走出僧门，为各个阶层的民众接受与喜爱。

　　江户近三百年之诗学为儒士诗学，执掌诗坛者皆为当世大儒，如林罗山、木下顺庵、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创作主体亦为儒士。儒家思想一直是江户诗学思想之主导，诗圣杜甫被奉为诗坛之典范。这一时期，日本诗坛主要受明、清诗学观念影响，或宗唐，或尊宋，或兼取历代，诗风屡变。而在中国向来较为沉寂的寒山，却以一种异乎时流的别调，获得了日人的青睐。这与江户初期隐元、元政、林罗山、石川丈山以及中叶白隐慧鹤等人的推重实有密切关系。

　　隐元为明末高僧，明亡后应请东渡日本，创建了日本黄檗宗，与临济宗、曹洞宗鼎足而立。隐元曾作《拟寒山诗》百首，序中称道寒山诗“痛快直截”，实至“游戏三昧”境界。他的拟作有的表达对寒山的倾慕：“古圣混尘世，后昆力仰攀。墨池聊溅处，秀气满林间。”“千丈寒岩下，休休一个人。常弹格外旨，不染世间尘。”有的以诗境喻道境，有的则直言佛理。这些拟作少了寒山诗的机锋与禅味，但因隐元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寒山诗的进一步流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江户初期佛门另一人物也与寒山颇有关涉，即日莲宗高僧元政。元政有“诗豪”之称，酷好明人袁宏道之诗法，开创了日本“性灵派”诗学。元政论诗屡言“性灵”，反对蹈袭、模拟，重视抒发真情真性。因而他十分推崇寒山、拾得，称：“余每读寒山拾得诗，自爱其诗之妙，可谓诗之最上乘……或谓之释中渊明。”把寒山视为第一流诗人，称之为佛门中的陶渊明，这一角度与过去佛门诸人较为不同，他开始注意到寒山诗中的“隐逸”成分，其《仿寒山子韵》云：“深深草山踞，胧胧霞谷滨。冥冥来隠士，索索避游人。滴滴水清耳，飕飕松醒身。年年常忘夏，日日永逢春。”诗境清空、明澈。元政又论及如何学寒山，主张学其“性灵”，即学其灵心巧发，不依傍古人，“知诗之性灵者，既是圣徒也”。他反对执着于文字的拟作，指出要超越文字，直入心源，“我和拾得偈，何必拟寒山。吐出无心妙，言言自会玄。要到本源地，舍山更入山”。寒山之“妙”，在“无心”，在“忘诗”，“忘声而善歌，忘形而善舞，惟至于忘诗始可言诗”，无心、忘诗，即是心无一物，最具“性灵”时。这是以寒山来济其“性灵”说，表明对寒山诗歌的解读趋向于多样化，对寒山性情、创作心理等有了更多关注。

　　寒山诗在佛门之外的传播，是寒山接受中的重要环节。林罗山为日本最杰出的理学家，一代儒宗兼文宗，其为《寒山诗集》作跋称：“山谷（黄庭坚）曰‘自今十年，学可到渊明，而寒山不可及’，此言必有所以然。”对寒山评价甚高。其友石川丈山以诗名世，有“日东李杜”之称，被称为日本的李白、杜甫，其地位可知。宽永十八年（1641）丈山在京都构建“诗仙堂”，这是日本诗学史和建筑史上之盛事。丈山与罗山等多次探讨，选出中国历代（汉魏至唐宋）诗人三十六位，名为“诗仙”，请德川氏御用画家狩野探幽画诗人像，书其名及代表作于四壁。寒山即位列“诗仙”中，与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并尊，享受着作为诗人而非佛僧的荣耀。寒山作为中国杰出诗人的诗史地位由此得以确立。诗仙堂在当时及后世均受到尊奉，至今仍是京都重要的文化景观。

　　林罗山在陈述寒山入选的理由时称其为“僧中第一”，“彭泽之流亚”，即陶渊明的同类，故“不可不取”。值得关注的是，石川丈山初拟的名单中有“谢朓”及“初唐四杰”等，均为罗山所删。罗山提出增列“王安石”，又为丈山坚拒，可知入选之苛，二人意见也不乏相左处。对于寒山入选，则二人均无异议。诗仙堂壁上所书寒山诗为《题山亭》，以描写自然风物为主。丈山另有一“诗仙堂”副册，所选寒山诗为《楚辞体》，词风清古，情致深婉，亦未及佛理。由此知寒山诗不仅作为禅诗之宗，同时也是隐逸诗之典范，在更广阔的世界被接受和传播，寒山作为诗人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充分突显。

　　随着寒山诗的逐渐流行，《寒山诗集》被大量刊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并未出现一部寒山集古注本，而江户时代有多部日人注释、评点的寒山诗集，其中重要的有宽文十一年（1671）《首书寒山诗》、宽文十二年（1672）《寒山子诗集管解》、宽保元年（1741）《寒山诗阐提记闻》、文化十一年（1814）《寒山诗索赜》。这些评注本对寒山诗的推广、流行，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寒山诗阐提记闻》。

　　白隐为江户时代最著名的禅宗大师之一，精于佛理，长于诗画，酷好寒山诗，曾在阐提窟为弟子们讲解寒山集，《寒山诗阐提记闻》即是弟子整理讲义而成。白隐评诗，本于佛法，以修道为旨归，但多能圆融、通脱。要旨有二，其一，警策世人，勿沉溺于世俗虚幻。如评《鹦鹉宅西国》曰：“此诗比也。譬见世缠缚世荣、关锁爵禄人，恰如鹦鹉在金笼，虽形似福贵，中心常忧恼。如遁居乐道者，似飞鸟在野，虽欠见宠抚，身心常快乐也。”其二，重在阐发“真心”“道境”。何为“真心”，白隐多以诗境为喻，如《碧涧泉水清》评云：“此诗赋寒山境致，示真心现成。”但“真心”不可说，白隐又随说随扫，评《吾心似秋月》时举种种有形物之局限，指出“绝妙处”不可比况。

　　白隐以“心”为修持根本，论诗大要。在评著名的《人问寒山道》一诗中，白隐阐发了“妄心”“真心”之别，世人之心是“逐声色取舍底识神，随好丑爱憎底妄心，是名生灭之心，是为生死本根”，而真心则是“心、佛、众生，平等不二，佛界魔界，净刹秽土，有情非情，草木森罗，尽是一个佛心”。妄心刹那生灭，追逐声色，造作分别，是众生千劫生死流浪的本源；识得“佛心”，才能平等不二，超对立相，这是学寒山根本处，也是入“寒山高境”之要径。白隐以禅者的洞见及证悟，直指寒山本意，破一切执，离所有相；又以高超的艺术禀赋，将不可言说的“禅境”与“禅心”呈现于目前。他从诗义出发，既阐发佛法的“胜义谛”，又方便说法，关注世道人心的救度，受到僧俗两界欢迎。其思想不仅影响当时，在一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复大兴于世，对寒山形象及诗的普及、流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寒山诗以其独具的魅力，兴起于江户诗坛，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时代，作为一种“异质”存在，得到了日人的广泛认可。其审美品质、思维模式、言说方式都影响着日本诗坛，并渗透到和歌、俳句、舞蹈、戏剧、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中。明治以后，其人及诗更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寒山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着深刻而悠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