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性的“城邦王者”

　　西方文化中关于哲学与诗的论争自古有之。古希腊人便已有了对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的区分，已经关注到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差别。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段关于诗人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诗人是在癫狂状态下进行创作并且无法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因而与真理隔了三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城邦王者的荣耀位置留给了哲学家，哲学也成为一切学科的王者，不仅无可争辩地高居于诗歌和其他学科之上，更因其掌握了真理而完胜与真理隔了三重的诗歌。而诗人则被极不体面地逐出理想国，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

　　柏拉图的这段论述反映了他所处的希腊时代的基本风尚：崇尚理性，理性是科学与一切思想的基础，也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支撑起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殿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更在其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西方文明也是一部理性发展的历史，是由理性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如此，尊崇理性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传统。哲学顺理成章登上王者的宝座，诗歌相形之下倒形同婢女，因其与理性看来背道而驰而无法同哲学比肩。在西方文化中，诗通常用来泛指文学艺术，这一传统自古希腊开始，保留至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便是关于文学的论述。文学以形象为载体，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创作，注重表达感受和情感，这些特点显然与以理性、抽象、逻辑、本质为特点的哲学正好相反。

　　崇尚理性的时代必然会贬抑非理性。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后，至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神学禁锢，人被重新发现，理性也因此被重新认识和肯定。人们发现，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和决定自身而不必求助于上帝。在西方，这一解放运动从文学艺术发端，如滔滔之水冲破宗教神威的防线，喷涌而出，进而波及并带动了人文和科学等多领域，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潮流。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推波助澜。科学的进步推动了认知进步和理性发展，用理性原则建立起一个公正美好的世界是启蒙主义者们的共同理想。理性不仅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也成为被普遍认可的认知和思想方式。这种情况直至浪漫主义兴起之时方才开始出现变化。

　　诗歌：让哲学俯身的灵性世界

　　至18世纪，启蒙主义者们所期许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理性主义的弊端反而开始逐渐显露。而诗所蕴含的生命意蕴，诗所追求的灵性世界，诗对内在心灵的关注及其特有的情感、想象、直觉等因素开始受到重视。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弗·施莱格尔认为“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这无异于全然否定了柏拉图认为诗不配在理想国中存有一席之地的观点。至此，哲学与诗的关系开始有了反转，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他又说：“哲学就像在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与所有那些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一样，在它们完成以后，犹如百川汇海，又流回它们曾经由之发源的诗的大海洋里。”这就明确宣布了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诗奉上人类思想、文明的神坛，以致连一向尊贵的哲学也俯下身来，承认其来自本源的力量。

　　至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刻而持久的现代文化思潮，其规模之大、冲击力之强烈前所未有。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理性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理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打造出现代科技理性的巨型神话，在推动社会日新月异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也改变了人性，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学艺术自19世纪后期进入到现代艺术阶段。1857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发表诗集《恶之花》，宣告了现代派文学艺术这朵反传统的叛逆之花开放。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等文学艺术潮流接二连三涌现，构成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艺术景观。

　　弥漫在19世纪后期的世纪末情绪、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问题、大萧条时代的动荡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深刻质疑，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沉重摧毁了西方的理性神话，西方文明赖以存在、深信不疑的信仰顷刻间崩塌。理性的胜利换来的却是人类最非理性的战争和各种灾难。伴随着理性的破产和战后一片“荒原”般的废墟世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批判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共同的主题。现代主义艺术虽然流派纷呈，主旨各异，艺术趣味不尽相同，但无不以反理性为旗帜。这些流派打破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探索和揭示更加复杂幽微的人的内心世界和更加多面的人性，表达对世界的更加个人化的认识和感受，揭示人生的荒诞、生命的苦难、人性的阴暗。不仅如此，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将反理性推向前台，推崇非理性、非逻辑、潜意识、梦境等。

　　与此同时，哲学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思浪潮。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思想视野，拓展了人们对非理性的认识。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等都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强烈冲击。其中，出现了一种哲学的诗化现象。伯格森指出理性思维只能解决实用层面，艺术直觉将超越理性，融合万物。叔本华以人生痛苦开始他的生存思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宣布古希腊艺术之美不在充满理性的宁静平衡的日神精神，而在激情张扬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这些哲学与传统经院哲学大异其趣。哲学家们往往从人的生存进入思考，将哲学问题归为对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状况的忧思。他们打破传统理性、逻辑的思考方式，或干脆抛开理性之思，并将生命问题与文学艺术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有意识地摒弃了传统经院哲学的著述风格，而采取了一种诗化的形式。尼采采取了类似箴言式的写作方式，叔本华的著作更像是散文，伯格森则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写出著名的《存在与时间》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思想转向后，更是以富有诗意的笔触谈论诗歌，不厌其烦地对诗、绘画等艺术作品进行阐释，这些工作都超出了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他把诗奉为可以揭示存在本源、汇聚天地神人的至高形式。所以他大声疾呼，要哲学家向诗人学习。

　　　审美经验与科学思维

　　为什么会发生哲学与诗歌之争？二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其实，哲学与诗之间的联系往往比它们表面看来对立的关系更为密切。

　　人类早期文化和思维显示，思与诗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界限并没有那样泾渭分明。随着人类文化发展，思维和学科日益趋向深化和专业化，各学科之间的分化逐渐显现。但是，在认识和感受世界以及思考和描述人生命题上，哲学与诗其实承担着共同的任务，只是在思维和表现上采取了不同形式。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和对立使得人们往往以为哲学与诗完全相反，甚至是对立的两级：一个理性，一个灵性；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形象的；一个以思辨、分析、论证为形式，一个长于想象、虚构、表现；一个要穷究事物的本质，一个则专注于表现纷繁复杂的现象界。西方文化长期推崇理性而忽视、贬抑感性，其后果便是建立起以理性为基础的强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现代科技理性，前者建立起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人与世界、人与其自身本性的分离，后者则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计算之思，进而导致现代人的心灵异化、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自然家园的掠夺，引发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当理性主义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显现，理性神话接连破灭之时，人们对理性的反思批判也越来越深入。弗·施勒格尔说：“哲学在哪里终结，诗就必然在哪里开始。”哲学家们发现，要想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就要用诗性思维来纠正理性思维带来的偏差。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文学艺术，将文学艺术视作拯救人类性灵、匡正形而上学弊端的良方。在人类思想王国中，既有理性、逻辑、抽象、辩证的思维，也有领悟、直觉、具象、想象的思维，这两种思维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两个重要维度，不可或缺，正如左右脑合二为一才能构成人类大脑，才能成就人类思想，也正如白天黑夜合二为一才能构成地球一次完整的自转一样。而哲学与诗，正是人类两种思维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宣示着人类思维的不同维度。

　　我们必须承认，总有些什么是哲学和科学尚无法充分认识和解释的，比如意识之外的东西、心灵、生命意义、信仰、道德、美、情感、想象等等。而哲学和科学所无法认知和解释的恰恰又是文学艺术所关注和表现的领域。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诗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狂，或顶好是怡情养性的浪漫方式。柏拉图所轻视的诗的非理性特点恰恰证明诗具有原初的神秘力量，假如哲学和科学不能认识、不能承认诗中有着更加深刻、更加本源的力量，不能从自身之外去寻求、发现其他丰富多彩的领域，那么人类思想中的某些东西便可能一直被遮蔽着，正如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所说：“在人类经历和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从这一点上说，哲学与诗，似乎一直对抗，却又在根源处始终合一，从不曾真正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