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在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等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取得显著成绩。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3位参加遗址考古的学者，倾听他们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故事。

　　——编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

　　多学科联合，精准复原古代地貌

　　7月，江南酷热。站在高处眺望良渚古城遗址，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古河道逶迤而过，与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形成山环水抱的格局。

　　天气虽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见图③，范畴摄）却没有停下野外考察。“我们正联合地质学者，对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的周边1000平方公里的平原区域，进行万年以来古环境的精准复原，对这个区域开展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王宁远说。

　　时间回到2019年7月6日，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现场的王宁远，喜悦中带着平静。“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是我们在研究良渚古城遗址道路上遇见的美丽风景。”王宁远说。

　　1968年出生的王宁远，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2000年，王宁远来到良渚工作。“良渚遗址80多年的考古史就像一篇文章，4个段落起承转合，吸引着一代代考古人。”王宁远说，“‘起’是上世纪30年代发现良渚遗址，并将其视为山东龙山文化南渐的成果。从1949年到1986年，可以算作‘承’，1959年，良渚遗址从龙山文化区分出来，单独命名。以1986年反山发掘为标志，良渚考古进入了第三阶段‘转’，瑶山、莫角山、汇观山、塘山等重要发现接踵而来。”

　　“2007年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以后，这个阶段可称为‘合’。”王宁远说，“我们发现了古城的三重结构和外围水利系统，还原了遗址群里两三百处遗址点的真实功能，良渚考古从遗址群时代跨入都邑考古时代。”

　　在王宁远看来，“合”的另一层意义是多学科形成合力。2011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整体揭示，与遥感技术应用有关。

　　2011年，良渚考古团队得到了一个几十年前的卫星影像。王宁远在办公室电脑上找到古城位置，连续点击放大时，吃了一惊，“呈现出来的景象，震撼无比。”王宁远说。那天下午，他无意间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王宁远十分激动：“如果这是人工堆筑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整体！”

　　王宁远立刻让技工带上洛阳铲去勘探，2天时间就证实，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这条坝的东西两侧，还有两条人工短坝。

　　王宁远再次打开卫星影像仔细观察，在西侧又有三四个新的发现。经过近10次钻探调查，王宁远和考古队员在梧桐弄发现了草裹泥。王宁远介绍，草裹泥是在沼泽地上取土，用茅荻包裹土块，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堆筑，从而提高泥土的抗冲刷能力。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认识到高坝和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而是4条低坝共同构成的一个水利系统。“这说明良渚古城除宫殿、内城、外城的三重结构外，还被规模宏大的水利体系包围着，涉及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王宁远说。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遗址，申遗成功后，工作还在继续。王宁远说，以往人地关系研究，多把良渚遗址放在现在的地貌中分析，而长三角平原地貌经过了巨大变化，这会影响分析结果。为了准确了解古代环境，团队正在对1万年前至4000年前的历史地貌进行精准复原。

　　环境复原主要通过钻孔的钻芯判读。南方地下水位高，洛阳铲的探查深度只有6到7米，而一些地区早期的地面可能位于地下深处10到20多米，因此只能使用机转探查。因为建设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工程都涉及勘探，王宁远便和省地质调查院合作，利用3万个钻孔资料进行精细分析，相当于收集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貌资料。

　　良渚考古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持续80多年，是四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结果。“我们无法真正还原历史，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和诚意，无限接近历史。”王宁远说。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

　　考古与史籍结合，严谨考证陶寺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见图④，胡续光摄）读中学时就对考古感兴趣。1980年，15岁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田建文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发愤图强，不断汲取着知识。

　　40多年来，田建文练就了一项“绝技”，掂一片陶器碎片在手，便能准确地说出年代。一张密密麻麻扫描有30多种陶鬲的考古卡片，他瞟一眼就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颜色的流变，壶口和提手位置的变化……在接触陶器时，从7个方面观察就能看出区域文化的演变过程。”田建文解读陶器，脑海里有着充足的知识支撑。

　　出生于山西襄汾县的田建文，毕业时申请到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他知道晋南这片土地，是考古“富矿”。

　　田建文快速融入工作，但第二年所里决定培养他去读研。在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推荐下，他来到吉林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由此结下了一辈子的师生情。张忠培“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治学方法，深刻影响着田建文。研究生毕业后，他再次回归乡野和故土。他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填补空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田建文和队员们风餐露宿，全身心投入考古发掘工作。田建文至今清楚地记得，1991年5月11日中午时分，在晋南翼城县枣园村调查时，他在一个牛蹄刨开的黄土下面，发现有红光一闪——一片红陶残片映入眼帘。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田建文盯着眼前那片残陶，红色在阳光照射下，仿佛发出了历史的光彩。他想起张忠培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判断这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的残片，换句话说，这有可能是山西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残片。经过清理挖掘，他们复原出20多件陶器，这些陶器被命名为“枣园H1遗存”，枣园文化由此被发现。

　　多年来，田建文在陶寺遗址发掘中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陶寺遗址发掘数量多、类型丰富，工作量巨大。田建文白天在工地上一片一片整理归类，晚上写文章到半夜，从不知疲倦。那段时间，田建文发表了大量论文，将考古成果与史籍结合论证，提出陶寺遗址可能为尧帝时期都城。

　　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田建文在从遗址发掘地骑摩托车回家时，与一辆轿车相撞，头部受到重创，被诊断为脑出血，必须手术。然而，开颅手术仅40天后，田建文便回到了工作岗位上。随后，伤口因为颠簸再度撕裂，又经过两次大手术，田建文才脱离危险……

　　这次受伤，让田建文的语言、行动能力几乎丧失，大半个身子动弹不得。他从“牙牙学语”开始，一步一步走得异常艰难。妻子背着他偷偷抹泪，同事薛新民等人一次次地带他去工地现场。“在这里他才能恢复得更快！”薛新民说。在考古现场，田建文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勇气……回忆这段经历，田建文微微一笑说：“这给了我重新生活的机会，我可以静下心来做考古卡片了。”

　　田建文用左手熟练地打开电脑，繁复的文件夹里，是更为精细的分类，点进去是一张张密密麻麻的卡片，他几乎扫描整理、加工和标注了遗址里的每个编号文物。瓦、盆、鬲……这些复杂的文物器型，通过细微的变化拉成一条年代线。他的大脑就像一个博物馆，里面装着大量的文物。“几天不做卡片，心里就难受。”田建文说。

　　现在，虽然语速慢，只有左手能自如转动，但田建文依然乐观地工作着，“倒是把我的右脑开发出来了。”靠着左手，他一字一字地敲键盘，20多年来写出了100余篇学术论文。他和同事发现了绛县的横水墓地，揭开了古老的“倗国”面纱；在蒲县，他敏锐地从一个墓碑上发现了西汉匈奴人遗迹——这是黄河以东、山西最南的匈奴人活动痕迹。

　　田建文是个朴实的人。他爱穿千层底布鞋，挎一个绿色的军用包；他会在闲暇时写一首打油诗，当作考古日记，也作为精神消遣；他会在考古工地捡一片别致的树叶，当作惊喜送给妻子；他这几年每天坐单程7块钱的公交，往返于闻喜县和侯马市。来找田建文“鉴宝”的人很多，但他一一回绝；年轻考古工作者向他请教，他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

　　精细发掘，揭开石峁遗址神秘面纱

　　6月29日一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见图⑤，赵向辉摄）来到办公室，十几块大大小小的陶片摆满茶几。“这是4000多年前的，这几片红陶是4500多年前的，这块是尖嘴瓶的一部分，可能有4800多年的历史。”邵晶介绍。

　　5天5夜，奔波4000多公里，为的就是这些陶片。它们的出土地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邵晶弯下腰，仔细端详这些陶片：“我们不仅要发掘研究石峁遗址，还要扩大对周边同时期文物的对比研究。”

　　2012年，27岁的邵晶第一次踏入这片断壁残垣，通过遥感影像、全覆盖式钻探，团队考证出了一个400万平方米的城址，这个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横空出世，一举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

　　刚到石峁，邵晶就和考古队员们住进了废弃多年的旧窑洞。一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窑里下小雨。没水，队员们就每天从镇上拉水；没电，就备足粗蜡烛；没信号，队员们就把手机挂在门口的树枝上。“下雨时，当地老乡急着收衣服，我们急着收手机。”邵晶说。

　　2013年，邵晶的母亲和妻子带着刚刚满月的女儿也在石峁扎下了根。“拖家带口”为考古，邵晶不是个例，有的考古队员还把孩子送到了附近镇上上学。

　　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依然坚守在考古现场。考古队员用手铲和毛刷，一寸一寸地揭开了石峁遗址的神秘面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垣结构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防御设施，出土了目前已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口簧；此外，还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邵晶说：“考古人有时候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一只双足站立、展翅欲飞的陶鹰格外引人注目。

　　2016年，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发掘出几块碎陶片，邵晶仔细端详后认为，这可能是鸟的爪子。此后，在这些碎陶片附近又出土了大量陶片。当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邵晶却开始冲洗这些陶片，稍微晾晒后便开始拼接，石峁的第一只陶鹰穿越时空，出现在他面前。邵晶难掩激动，“那一刻实在太震撼了，这只陶鹰好像要扇动翅膀，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石峁的秘密。”两三年间，考古队员从皇城台陆续发掘出3000箱陶片。它们属于20多只陶鹰，最高的陶鹰超过1米。

　　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考古队员推断，这里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中心区域。东门外还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广场。邵晶介绍：“我国古代都城的正门往往都会有广场，说明这样的形制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石峁庞大的城墙和建筑群，单靠城内居民是无法建造完成的，这也反映出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组织能力。”

　　“都邑性城址、社会背景以及礼制传承，都昭示了石峁或许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石峁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国北方史前文明发展的认识，它蕴藏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邵晶说。

　　在邵晶的办公室，研究资料摆满了桌子，邵晶每天就在其中伏案工作。这个弯弓搭箭的是哪位战功赫赫的英雄？这个骑着牛并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历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张张石峁出土的平面石雕拓片，邵晶都会陷入无尽遐想。“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深深地为中华文明感到自豪。考古人要有家国情怀，不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添砖加瓦。”邵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