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琪

　　见习记者 韩 昱

　　2022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影响下，美元大幅走强，美元指数一度创下近20年来新高，主要非美货币显著承压，国际汇市“风云变幻”。

　　面对外部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全年有所贬值。截至12月22日20时23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6.9815，年初至今贬值约9.55%。但贬值幅度小于其他主要非美货币，如日元(对美元贬值14.79%)、英镑(对美元贬值11.00%)。总体看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韧性”十足。外汇市场供求保持总体平衡，持续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弹性增强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在美联储加码紧缩货币政策的快速推动下，美元指数上涨17.25%，在9月28日盘中上探至114.7926，创近20年来新高，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约11%。9月15日、16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在时隔2年多后，对美元相继跌破“7”整数关口，引发市场关注。而自11月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向好预期不断走强，叠加美元指数在美联储放缓加息预期下冲高回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显上行，在岸、离岸人民币于12月5日双双收复“7”关口，重回“6”字头。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快速调整，没有影响到国内物价和金融稳定，相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为国内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提供了保障。”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国内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稳增长接续政策效能逐步释放、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更多消费和投资场景不断释放，2023年我国经济总体向好是大概率事件。经济强则货币强，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好转，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亦有坚实基础。

　　“在经历了过去几轮汇率升贬值周期转换后，对比过去几年汇率波动情况可以发现，今年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监管机构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都更高，对于汇率波动更加理性从容。”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汇率快速突破某些关键点位之际，为了降低超调风险和“羊群效应”，监管机构及时出台一系列稳定措施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稳定市场预期，释放政策信号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市场波动，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和市场波动逐渐回归理性区间。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9月中旬人民币汇率接近关键点位“7”时，人民银行采取多种措施稳汇率预期，对平抑市场非理性波动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信息梳理，9月中旬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适时出台了多项稳预期措施，其中包括，在9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由8%下调至6%；在9月28日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至20%；在10月25日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至1.25。

　　“不断出台的宏观审慎工具，实际上是向市场释放了汇率稳定的信号。市场均有比较积极的响应，对于平滑波动、缓解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管涛分析称，比如，9月末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至20%，对于相关的外汇收支活动直接调节作用就较为明显。政策出台后，远期售汇签约额在10月份、11月份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两大因素支持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可以持续抵御重大外部冲击，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主要有经济基本面和政策面两大因素支持。

　　“在全球外汇市场大幅波动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我国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以及较为健全的外汇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温彬说。

　　王有鑫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好、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经常账户保持较大规模顺差，跨境资本流入不断增加，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日益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机构杠杆率较低，金融体系稳定性较强，对于外部风险也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

　　温彬进一步表示，随着近年来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有序扩大、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使得人民币汇率能够更好地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继续完善市场化价格

　　形成和传导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31.5万亿元，同比增长15%。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7.5万亿元，同比增长31%；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24万亿元，同比增长11%。同时，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直接交易成交较为活跃，流动性平稳，降低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汇兑成本，促进了双边贸易和投资。

　　管涛认为，在适应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加、加强市场的风险中性教育、加快外汇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背景下，一方面要继续完善中间价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持续理顺外汇供求关系，更好地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规避的功能。此外，要不断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近年来积累的有效经验进行评估、完善。

　　温彬表示，应进一步完善外汇衍生品体系建设，继续推进外汇避险衍生品创新研发，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提供更加丰富的外汇套保工具。同时应吸引更多类型的市场主体参与外汇市场交易和外汇衍生品交易，进一步完善市场化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

　　“在经济逐步企稳复苏后，可在适当时机考虑进一步放松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不断优化中间价形成机制，提升在岸汇率对离岸汇率的引导。”王有鑫表示，同时应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对国际股市、中资美元债、跨境信贷、离岸人民币等领域以及非传统风险的监测与管理，针对不同风险动态调整工具体系。（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