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上海“团长”们自述

　　从开团到送达 每一刻神经都是紧绷的

　　4月9日，上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06例，无症状感染者2393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连续三天超过2万，自疫情暴发以来染疫人数已超过15万。

　　上海因疫情封控之后，采购生活物资成了大问题，“社区团购”的民间互助方式随之出现。一次成功的团购，离不开一名优秀“团长”的带领，在微博上出现了“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话题。

　　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上海“团长”，他们讲述了这些天各自的经历。在此之前，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如今都是志愿承担起这个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团长”，需要找到稳定的进货渠道，善于组织沟通，同时也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面对随之而来的误解指责。“团长”们还成了当下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看到了更多普通人的困境与求助。

　　“如果是父母，我心都要碎了”

　　讲述人：小虎，商用公寓租户

　　4月8日那天，我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开始和商家接洽，叫骑手接货，在地图上不停盯着骑手的轨迹，生怕有什么闪失。早晨7点半，电话响了，我几乎是从二楼冲下去的，为了楼里团购的这两箱20件三鲜馄饨，我几乎搭上了一整天时间。

　　我住在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旁的一栋商用公寓楼里，租户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年龄跨度大，有的房间还是上下铺的群租房，站在门口都能听到里面的吵闹声。公寓里只有一个公共厨房，一些中年租户经常会用，年轻人平时大多靠公司食堂和外卖解决吃饭问题，屋里连调味料和厨具都没有。

　　封控以后，上海的抢菜平台几乎瘫痪了，我像很多人一样，定了早晨5点多的闹钟，到点开始抢菜，但从来没有抢到过。公寓管理员曾经联系了一批盒饭，30元一份，但供应了三天就被叫停了，而且一餐30元的价格，对于打工者来说也有些贵。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速食的渴求变成刚需。一筐土豆对于没有做饭需求的年轻人的价值或许抵不上一些方便面、馄饨。我自己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就成了我们公寓的“团长”。

　　4月7日，我通过朋友进入了一些可以供应菜品的群，有人在群里问“有没有要馄饨的”，我加了这人的微信，但他一直对“多少份起送”“一份多少钱”“地址在哪里”的问题很躲闪，最后才跟我说，他可以直接联系商家，但需要200元的配送费。

　　我挺懊恼的，自己多费了半天口舌找到的“供货商”却是没有货源的中介。于是，我又开始在公寓群里和大家沟通“200元配送费”的问题，要依次跟每个想买馄饨的人都沟通到。

　　我当“团长”的过程中，沟通成本越来越大。群里用“接龙”的方式报名，一些年纪大的人不懂接龙是什么，还是在群里单独写明自己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一一核对并重新排序。新入群的人越来越多，新人看不到以前发布的群消息，有些人不备注自己的楼号和数量，也需要我逐个去沟通。

　　钱款也需要我先行垫付。面对陌生的微信用户，我挺怕被骗钱的，一直不敢线上付款，总想找到可以货到付款的商家渠道。最后我还是先自己垫付了900元货款给商家，然后才发起了群收款。

　　听朋友说，骑手也很难找，于是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开始约骑手。我自己房间里的冰箱很小，早上馄饨到了以后，我需要快速把馄饨分配出去。开始不断有人敲门，我不停地开关门、核对身份、交递货物，像是一个小卖店的店长。

　　这个过程中，有个50多岁黑瘦的大叔来找我，说是111号的住户，来取货。按我的登记，这个门牌号已经把馄饨拿走了，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来“浑水摸鱼”的，就语气挺急地对他说：“不是取过了吗，怎么还取？”大叔又问我，“那有多的吗？可不可以卖我一袋？我不会用微信支付。”听我说了“你拿了别人就没了”的否定回答后，他转身走了。

　　全部把馄饨发完，已经是上午10点了，送走所有人以后，我还是总想起那个50多岁的大叔。我不确定他是真的想“浑水摸鱼”，还是和同住的人在沟通上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努力帮到身边的人。我爸妈也是这个年纪的人，如果换做是他们在上海，我在外地，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恐怕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一次做“团长”，我感觉特别累，但如果有下次的话，我宁愿自己团多一点、多贴一些钱，也要尽量多囤货，要提前考虑到那些信息不灵通的中老年人。

　　“用爱发电却被说吃回扣，我也很委屈”

　　讲述人：莉娅，互联网公司白领

　　清明节以后，我加了十多个团购群，已经快记不清每个群的群主是谁，买了什么东西，付没付钱，货到没到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同小区的姐姐找到我，她有渠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组织开团，希望我能帮帮忙。我就接过了她的蔬菜瓜果礼包团，这位姐姐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外卖平台的蔬果供应商，有稳定的供应渠道，到现在，我已经成功成团三次了。

　　我住在金沙江路的一个老小区，小区有100多户人，居民人数不算少，500人的居民群都建了两个。从6日开始，我就在小区群里发布平台提供的蔬菜情况，让大家接龙报名，然后我制作表格，统计楼号和付款情况。我平时做的是互联网运营工作，这也算发挥了工作上的做表技能。

　　那天货物半夜才到，我和四个志愿者一直忙分发，忙到凌晨3点。结果第二天起来，就看到小区群里有人说：“现在物资已经逐渐开放了，电视里也在说，快递员上岗了会越来越好的，大家干吗这么着急，团购的东西这么贵，团长又有回扣。”

　　那段时间菜确实很贵，有些萝卜已经到了20元一根，配送也很贵，附近买个药要掏280元的配送费。但我组织的团购，供应商是80元5斤的生活必需蔬菜，价格已经比前几天便宜了很多。看到群里这样的发言，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大部分“团长”本来就是“用爱发电”了，联系供应商、统计表格、分发，哪个不需要精力，我所有的付款聊天记录都会公开在群里，居然还有人说我们吃回扣。

　　后来，还有人在群里说，“团长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要有做好服务的觉悟。”看见这种话，我也很无奈，我不是什么无私的人，也是因为自己吃不到东西才做的“团长”，当然了，更多的还是感动，每次团购成功以后，只要群里有一个人道谢，后面会带出来一串“谢谢团长”的信息。

　　在这轮疫情里，我看到过很多温暖也看到过脆弱。小区里经常会出现以物换物的现象，有人也会无偿捐助，我家的门禁没电了，4楼的住户把自己家闹钟的电池抠下来装了上去；我的小猫生病被送到宠物医院，医生怕被隔离在家里，干脆住在了医院。

　　前几天，小区里来了一辆救护车，随后小区群里出现了一对夫妇的道歉：给大家添麻烦了，真是抱歉，小孩只是急病发作，不是阳性，大家别担心。

　　我真是觉得又心疼又无奈，小孩子有急症本来就很危险，还说“只是”，肯定是怕别人说什么，现在大家的关系还真是微妙。

　　“眼下的情况，要把菜放到不能再放了才敢吃”

　　讲述人：康虾球，自由职业者

　　我和好朋友都住在虹桥机场附近的一栋长租公寓里，公寓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疫情刚暴发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像我们这种靠外卖解决吃饭问题的年轻人怎么办。

　　3月30日前是浦西买菜倒计时，我和朋友连续3天去采购，各种大小超市基本都已经空了，跑了4家超市加一起也只买到了一些预制菜和速食，最后一站去了著名的熟食一条街嘉荟市场，终于买到了蔬菜和水果，当时土豆已经卖到10块钱一斤了。

　　顺便提一句，当时菜市场需要绿码才能进，所以有不少老人聚在入口进不去，疫情两年多了，依然有老人不会搞健康码甚至没有健康码，可想而知，不会线上采购的他们在封闭前买菜有多难。

　　清明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囤的货可能还够，团购的需求不大。但是清明过后，很多人都着急了，几乎是见团就跟。公寓封控一开始，街道给的通知是非居民区暂时没有物资，等通知。经过公寓争取和大家各种渠道积极反映需求，街道陆续提供了4次物资，共计自嗨锅3盒、方便面5袋、八宝粥6罐、麦片1袋，但这些确实不太够。

　　我们公寓原本说5日要解封，清明节过去了也没什么动静。我的好朋友好像是我们公寓第一个“团长”，她牵头，我们一起找团购渠道，分头行动，我俩就这样都成了公寓几个女“团长”中的一员。

　　我们公寓的租户大多都是互联网大厂的人，每天坐在窗台边办公的时候，都能听到隔壁的电话在谈着各种合作、项目，像是置身在一个封闭版的星巴克。因为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年轻人，组团的时候省了不少麻烦。可能也正是因为邻居是这样一群人，组团的时候省了不少麻烦，填线上表格、接龙、拉群，所有人都驾轻就熟，完全不需要指导。

　　“团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加“抢东西”，尤其好多平台的团购都是上架秒光，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前置团，先团、然后付钱，接下来等着发货。

　　我朋友做成的第一单团非常困难，连续两天每天都起早贪黑，有太多信息要问、太多问题要回，除了“在哪儿填、到哪儿领、蔬菜包里具体都有啥”这种重复的问题，还要一直跟进，生怕下一秒团购信息失效，所以要在群里一遍又一遍地喊人团购，盯着看自己的团组团成功了没有，一旦满足起送份数，第一时间联系商家配送。

　　成团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拿到团品，我们成团但是没有送到的情况占多数。一开始，供应商那边很难联系，必须不停打电话。因为一会儿不联系他，他可能就把你漏掉了，而且他们的电话很难打通，打几十个电话才打通一次。中间还可能受到物流、政策等各种原因的影响，等到配送开始了，“团长”又要随时跟进配送到哪儿了，从开团到送达，每一刻神经都是紧绷的。

　　记得脱口秀演员庞博曾说：“真正的生活必需品，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不然每天都会有人在菜摊面前虔诚地祈祷，今天让我抽个蒜吧，仨礼拜没吃蒜了。”

　　这种看似戏谑的话，现在照进了现实，迄今为止，我已经收到过两次盲盒了。第一次是蔬菜盲盒。蔬菜包99块钱一包，菜很少，品质非常差。娃娃菜是烂的，上面都已经有那种糜烂的汁液了，我只能掐掉实在不能吃的部分，洗一洗，然后晾干保存起来吃。青椒一共是四个，两个都是坏的。剩下的土豆和西红柿，我收到的还比较好，其他住户有很多反映土豆发芽了，西红柿烂掉了。那能怎么办呢，非常时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因为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另一次是水果盲盒，我做“团长”，不能确定平台下一次会上架什么水果，不过我们小区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就可以。我们做表格的时候直接就告诉大家，不确定到时候会有什么水果上架，有信息通知，我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本来我们没希望团到了，因为还没成团水果盲盒就下架了，幸运的是，半小时后我们捡了个漏，搞到一团西梅。

　　8日中午，我的邻居知道我们没有菜了，送了我一盒五花肉、绿叶菜和一点香菇。但是那些绿叶菜也不太好了，不能再放了。我就把这些绿叶菜分门别类全都烫了，烫好之后放凉，再拿保鲜袋装好放在冰箱的冷冻区，过两天吃泡面的时候，至少能拌个菜。我把不能放的西红柿也都炒了，跟洋葱一起装在饭盒里冷冻保存。

　　看着冰箱里不多的自制“预制菜”和自制“干菜”，我突然有些心酸，眼下的情况，要把菜放到不能再放了才敢吃。

　　“我们有一份怎么当好团长的SOP”

　　讲述人：Double，文化产业公司职员

　　我们公司部门里面已经出现好几个“团长”了，为了方便做“团长”，公司部门会议也挪到了晚上。每次开完部门会，大家还会分享自己做“团长”的经验和渠道。

　　我住的社区在长宁区新华街道，是一个高层公寓，一共22层，每层20户。3月27日的时候我已经居家办公两周了，下楼取快递发现小区大门被封了，问了物业才知道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

　　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封控前团购的食物已经快见底了，每餐计算着吃也只够再吃三天，一下被一种“能否吃到饭”的恐惧笼罩了。我几乎是见团就跟，价钱贵也跟，因为不知道成团了会不会爆单、仓库是不是配送。

　　因为想吃面包，我在小区一个叫珺姐的邻居鼓励下，做起了面包团的“团长”，这才发现，我们小区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团购体系，像个“小公司”似的在运转。

　　小区里有个专门的“团购志愿者群”，里面有人负责发动人脉搜寻供货商信息，有人做起各个品类的“团长”，有鸡蛋“团长”、牛奶“团长”、蔬菜“团长”等，到现在已经组织过20次团购，有5个“团长”了。

　　每次货物到了小区门口物业消杀完以后，珺姐会在小区群里张罗配送的事，看谁家贡献个小推车，有没有几个男生来送一下货。包括住在小区里的外国居民，也都加入了团购，有个日本小哥甚至通过自己的渠道团购到了咖啡豆。

　　对于小区里的老人，我们会有专门的服务。老年人使用手机不是太熟练，只需要在群里说下需求，就有一对一的年轻人帮他们填单子、垫付、送货上门。

　　每天晚上，“团长”群里还要开会总结一下“团长”们今天的工作，有专人负责写SOP(流程指引)，这样能保证团购体系更加流畅地运行。总结的团购流程也会发给新的“团长”看。

　　在这份SOP上，写着该在群内如何介绍产品、价格、收费、满足份数，怎样联系供货商、怎样联系配送。还有专门的“客服”负责答疑。因为“团长”要统计、制表、调配这些比较细致的活，大多是女孩子负责，帮助配送的志愿者大都是年轻的男生。

　　目前我负责的面包群，份数已经到了70人，虽然还存在着面包到底能不能送来的担心，但更多的还是第一次做“团长”的兴奋。

　　空下来的时候，我会观察周围的楼层和周围的邻居。我看到对面楼上，穿睡衣的女生总在阳台上跑步，听见邻居的歌单从《粉红色的回忆》变成了邓丽君，还发现大楼的物资群有人用面膜换了火锅底料。

　　这几天我还注意到，小区的树一天比一天绿，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晚，感觉上海的春天已经到了。

　　文/本报记者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