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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密电:新题材与新书写

发布时间:2022-04-12 15:16:00来源: 北京日报

  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长期以来,围绕这一主题,文学艺术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长征就如同文艺创作的巨大“矿藏”,可以用不同方式、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开掘”。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江引》,丰富了红军长征主题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军事文艺创作的空间。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庞贝,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无尽藏》《独角兽》,以及多部戏剧和电影剧本。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基于这样的职业背景,在历史题材的《无尽藏》和科幻题材的《独角兽》之后,创作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庞贝而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引》这部文学分量十足的军事题材作品,意味着庞贝在文学之旅的初心与回归,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长途远征和翻山越岭。

  众所周知,在军事斗争中,情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假如无法准确掌握并破解敌军的真实情报,红军长征就会非常被动。如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所以能一次次成功避开敌军的围追堵截,和红军破译敌军密电有直接关系。红军长征中的“信息战”“情报战”,和正面战场一样,同样惊心动魄,极为考验红军队伍的智慧。长篇小说《乌江引》的重点笔墨,直指无形之中的“秘密战”。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经过两年、八省、两万五千里行程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在长征史诗广为人知的史实之外,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传奇: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是“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例。

  长篇小说《乌江引》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创作背景,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的想象。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关键、最富戏剧性的辉煌篇章。

  《乌江引》既有历史的现场感、纵深感,又有文学的审美感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小说在谋篇布局上,没有按照“起承转合”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展开,而是另辟蹊径,小说分为“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第二部分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小说用虚实相伴的复调笔法触摸历史、还原历史、书写历史,还巧妙地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整个二十世纪革命战争串联起来。这无疑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叙事功力。小说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在两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在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和回忆之中,逐渐显现出一个无名者的“侧影”。“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由此,《乌江引》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一个有关记忆与身份的现代主题。基于匠心独运的结构形式和故事、语言、节奏诸方面所呈现的质感,小说实现了非虚构史实和虚构性描写的完美融合,史学与文学交会,虚实相生,呈现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叙事文本。全书既有“秘密战”的惊心动魄,也有正面战场的恢弘壮阔。这是热血和勇气的展现,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时间深处,在记忆深处,依然有这一代人不灭的身影,那是他们的信念、坚卓和智慧。

  鲜为人知的是,红军对敌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并非始于长征,而是始于二次反围剿,“密码之父”曾希圣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密电队伍,且很快在技术上达到当时中国军事密码破译的巅峰。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夜中向前跋涉,那么中革军委二局是“灯笼”,是红军走向胜利的有力撒手锏。一般来讲,对于情报战题材的小说创作,很容易陷入各种技术的繁复表述,从而让作品显得头绪不清,主题弱化。但《乌江引》则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没有因为讲述的是密码破译的技术工作,就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智慧和战略决策还原成纯技术,而是巧妙地处理了密电破译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在不可辩驳的历史真实中展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智慧和胆略。

  有关红军长征情报战的长篇小说作品,在《乌江引》出版之前,文坛是一片空白。而这部小说的问世,填补了这一题材的真空。作为第一部以中革军委二局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说具备揭秘历史、发掘以“破译三杰”为代表的无名英雄功业的价值。正是小说基于真实史料为底色、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述,使得这部小说不仅新意不断、意蕴丰满,也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深情礼赞。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小说之名是颇为讲究的,《乌江引》就是如此。这部小说的“引”,本身就有“弓”字的象形,弓有弓背和弓弦。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后又折道云南,北渡金沙江,走的是“弓背路”(曲线)。当时,红军中某些高级指挥员,不知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们如此决策的依据,就是由于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情报,他们主张走“弓弦路”(直线)。因此,“引”字是长征路线图的形象呈现。

  以往书写情报、破译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往往强调“隐”和“密”,使得小说氛围扑朔迷离,有时让读者不知所云。但《乌江引》站在正史的正面,展现的是红军队伍的智慧与力量。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还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无形地呈现在字里行间,妥善处理好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既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又有千回百转的情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乌江引》是当前长征主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陈华文

(责编: 陈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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