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作者：孙伟（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央苏区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对全国各苏区进行着有效的领导，无线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联络沟通作用。中央苏区的无线电事业发展迅速，并在人才、器材、实践经验等方面对其他苏区不断给予指导与帮助，从而逐步构建起一张大体覆盖各主要苏区的无线电网络。

　　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建立无线电联系

　　自1931年1月6日红军使用第一部无线电台开始，无线电对革命事业的功用初步显现出来，随即引起重视。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下令大力发展无线电事业，特别是通过培养自身的无线电人才，“使我们中央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讯灵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8页）。希望通过无线电台作为媒介，密切加强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红一方面军与其他主力红军之间的联系。

　　反“围剿”战争的节节胜利带来了无线电通讯人员和电台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央苏区于1931年9月与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接通无线电联系，并大体保证了内部的无线电联络通畅。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也不断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与其他苏区及主力红军建立无线电联络，以加快彼此间的信息沟通。

　　随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1933年1月，周恩来同志就当时战局分析与此后行动建议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指出“全国苏区更须有配合地发展红军，更须绝对集中与统一指挥”，建议中央迅速选派得力干部分赴各苏区工作；还提出“为统一与集中指挥起见，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4页）。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必须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与指挥，推动各苏区之间的密切协作，当时最便捷、最安全的途径只能是无线电。因此，通过帮助各地建立无线电台，才能在全国各苏区、红军之间施行贯彻中央统一意图的战略配合行动。

　　经过努力，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同全国各主要苏区及红军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极大加强了对各地革命工作的领导。“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中央军委对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第六和第十军团的领导和指挥，只能通过无线电台实施间接指挥，对某一战役、战斗，只作原则性的指示，不直接指挥。对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则实施直接的具体指挥。第七军团八月渡过闽江，挺进到闽浙赣地区以后，对他们改为间接指挥了”（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120页）。

　　各苏区纷纷建立无线电台

　　当时，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无线电联络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中央苏区直接派遣无线电通讯人员携带电台设备前往帮助，如湘赣、湘鄂赣苏区；上海临时中央派送无线电通讯人员、电台设备前往援助，沟通其与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联系，如鄂豫皖、湘鄂西苏区；通过缴获敌人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经过党内交通人员的联系，在获得通讯联络规定的密码后，与中央苏区取得无线电联系，如闽浙赣苏区。

　　据红军无线电创始人之一王诤回忆，1932年一二月间，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二三月间，中央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红三军也取得了联络。1933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分电台。在此前后，中央苏区派遣肖英、徐萍带一部电台去湘鄂赣，派阎知非、江文先后各带一部电台去湘赣，相互之间建立了无线电联络。

　　湘赣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侧翼，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因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围攻，与中央苏区又隔着一条被敌人封锁的赣江，时常处于信息隔绝状态。湘赣苏区于1931年10月26日向苏区中央局建议：“无线电机及人才，此次必须请求你们对〔兑〕现的交代表带来，以便打通湘赣省、湘鄂赣省到中央区的交通，这是在建立全苏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苏区联系有重大关系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实行交通上的计划”（《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1934年8月，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西征时拥有三部电台，其中两部就得益于中央苏区的帮助。第一部是在1932年，中革军委派蔡会文担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萧克担任红八军军长时，由中央苏区带来一部功率为15瓦的电台。第二部是1933年6月初，中央派任弼时赴湘赣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时，由中央苏区带来的功率为5瓦的电台。

　　1932年6月，中革军委派肖英、徐萍等携带15瓦电台1部赴湘鄂赣苏区工作。电台不仅担负了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的通讯联络任务，“还为湘赣军区与军委间转过电报”。中央苏区接到湘鄂赣苏区的电报后，专门在1932年7月的《红色中华》上分别刊载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中央局致红十六军的电文，这对全国各苏区都是一种激励。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红十六军电》中写道：“你们以坚决英勇的战斗，最近消灭了军阀谢彬二团之众，占领了通山县城，与全国红军的空前胜利，紧相呼应。”希望你们“继续光荣的胜利积极进攻，与中央区、湘鄂西、鄂豫皖红军配合更去消灭全线进攻的敌人，实现湘鄂赣省首先胜利”。

　　至1933年，无线电通讯初步形成了三个以党中央、中革军委为中心的联络网，分别负责保障党中央同上海地下党组织、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无线电通讯；保障中革军委同江西军区、福建军区、粤赣军区、闽赣军区、赣南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和赣东北（闽浙赣）军区的无线电通讯；保障中革军委同一、三、五军团及下属师和七、九军团的无线电通讯。无线电台的快捷联系，对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应对敌人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广播

　　1931年11月的一苏大会期间，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为了更好地对国统区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并同其他苏区的党组织交流新闻材料，繁荣苏区的新闻文化事业，经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红中社”创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我们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刘寅文集》，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不久，红色中华新闻台与红色中华报社合署办公。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为此制定《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工作计划》，成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对于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提到大会的消息通报有四种方式，其中排首位的是“无线电台广播”；对于其他苏区的准备，指出要“经过无线电台与他们发生联系将苏大会准备工作的计划告诉他们，要他们报告他们作准备的工作”（《红色中华》1933年6月23日，第88期第1版）。可见，电台广播是二苏大会议消息的主要传播形式，各地通过电台以了解会议筹备相关信息，并及时向瑞金报告参会的准备情况。

　　当时的新闻台虽然还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广播电台，却能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传播到各大苏区。时任红中社编辑任质斌说道：“每天以红中社名义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内容是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不仅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电台乃至苏联的电台，也都能收听到来自瑞金的红色电波。

　　当时各主要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报刊，曾大量刊登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播发的新闻，而各苏区电台发来的重要消息，也及时刊登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上。通过这种互动方式，中央苏区与各地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不仅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广大苏区军民的士气。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