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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石峁、良渚藏了多少秘密?一起探访三处遗址的“前世今生”

发布时间:2024-03-25 10:58:00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3年多来,5号坑和6号坑的考古发掘始终没有停止。

  陕西榆林神木县的高家堡镇,考古队来到这里,剥离黄土,拼凑碎片,十年之功,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头城“石破天惊”。

  水乡泽国,稻香飘荡,大型水利系统护佑100平方千米的区域,这样的景象并非虚构和想象。

  2024年,从四川广汉、到陕西石峁、再到浙江良渚,探访三地考古现场,跟随考古学家回溯文明源流,感受中国考古新气象。

  2023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年代问题。

  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在三星堆2020年的考古发掘中,他的身份是5、6、7号坑的“坑长”,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至今,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修复中心仍是他每周都要打卡上班的地方。

  3年前,在三星堆为考古发掘搭建的方舱中,3、4、7、8号坑的发掘在2022年完成,而5号坑和6号坑因各自的复杂情况,被整体搬迁到实验室,开展实验室考古。

  记者:这5号坑就这么大吗?

  黎海超:5号坑差不多就这么大,最小的坑。

  记者:那个呢?

  黎海超:那个是6号坑。

  记者:为什么用锡箔纸盖着?

  黎海超:主要是为了去做一个隔离,为了去保护它,这个是网友大家开玩笑说三星堆有个大盲盒,其实指的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箱子一样,像一个盒子一样。

  记者:三星堆其他坑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黎海超:对。

  记者:唯独是它?

  黎海超:这是最终的两个未解的盲盒,当然最大的盲盒还是它了。

  其实,木箱内部的发掘已经到了距离底部几公分的程度。那之后,木箱被倒过来,对底部进行发掘。可再想把它反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其实,在按照传统考古的方法做这支只是一个痕迹的木箱时,黎海超还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实验考古火烧木箱。

  黎海超:那个木箱非常难以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坑,里面放着一个烧成炭的一个箱子,但是它结构又很完整,我们没办法去解读它背后的一个人类的行为,那怎么办呢?那也很简单,我们就去烧,看看这些不同的场景中,有哪一项它遗留下来的结果跟我们坑里发现的结果是最接近的。

  记者:那你要是烧一个箱子的话,你这个箱子的材质是不是得比照你想象的或者说你得到的信息,如果这个很贵重,你还每次都烧贵重的呀?

  黎海超: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一比一复制,做木炭鉴定的时候我还很担心,我说这要鉴定成什么金丝楠木什么这些,这个工作怎么做?但是还好,鉴定出来是一种叫做黄连木的一种木材。但是它也不便宜,也不好找,所以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找这种木材,找到了人家以前留下来的一批,老的一批料子,我们也就只用那个材料做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也不敢轻易去烧,所以就只能做一系列的预实验。

  预实验使用的木箱只能追求在重量、薄厚、体积上和文物尽量一致,因为在发掘中发现木箱外面涂有朱砂,所以实验木箱上也在不同部位涂抹了不同厚度的朱砂。实验考古,是黎海超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尝试的新方法。

  记者:读博士的时候,确定的方向,科研方向是什么?

  黎海超:前两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有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导师聊,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够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记者:什么叫新的方法?

  黎海超:考古行业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文科背景的我们叫传统考古,还有一个自然科学为背景的科技考古,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分界线。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够去找一些新的突破点,把这个分界线给它模糊化。

  记者:你本身就是学文科的?

  黎海超:我就是非常传统的文科生。

  记者:对呀,你怎么会具有这种跨学科的,让考古和科技能够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

  黎海超:纯粹靠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些方法,有很多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能去解决的。比如当时我研究青铜器,传统的话主要是看它的纹饰,看它的形制,前沿一点可能去观察它一些制作工艺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我要想提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说这一件青铜器可能是谁做的,是从哪儿来的,光靠肉眼、靠传统的方法是不可能去解决的。

  在导师的帮助下,黎海超加入了北大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培养计划,去往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资源与社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是黎海超的博士论文,因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于2020年正式出版,并获评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2016年黎海超入职四川大学考古系,他在读博士期间选择的研究方向、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刚好用来研究三星堆的青铜器。

  2020年,三星堆考古发掘再次启动,四川大学取得发掘其中三个坑的机会,黎海超成为“坑长”,科技考古给了黎海超跳出三星堆的视野和思维,但三星堆的5号坑,则让他至今仍身陷其中。

  5号坑,在2020年的电视直播中,号称金玉满堂。残缺,但如果完整将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的最重的金面具,还有这把被网友称为“金铲铲”的金器,都在5号坑。因为器物多且细小,5号坑被搬到了实验室。3年过去, 5号坑的变化实在不够显著。

  黎海超:就是这些小碎片,就是每一个小片都是单独的,要给它一个编号。给它编号完了之后,你还要用我们全站仪给它打一个坐标点,知道它的一个精确位置。我们在这很高效率的就是一天八个小时,就这样清理、提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这一个表面,没有特别明显的肉眼可见的变化。

  记者:是啊,像这个像锡箔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黎海超:这个东西很了不得,我给你夹开这个下面,你看。

  记者:这是什么呀?

  黎海超:一堆小金珠子,你看大大小小的,现在我们看到最小的这种小金珠子,它的直径大概是0.6毫米。

  记者:干吗用锡箔盖住它?

  黎海超:因为它太小了,像小沙粒一样的,我们怕找到了之后如果不及时做个标记,可能后面再去找它就比较费劲。

  和发掘5号坑相比,焚烧实验看上去要过瘾得多,但实验有实验的麻烦,因为要重复,每一次重复都需要设计不同的变量。

  这是第一次实验,采用的方式是“坑内焚烧、箱内引燃”。 结论之一是从木箱内部引燃很难达到完全炭化的效果。且如果由纺织物引燃焚烧,需后续不断向木箱内投掷纺织物以维持火焰效果。因此,需考虑坑外燃烧再移至坑内的可能性。第二次实验,第三次实验,焚烧后的木箱,似乎和那个已经炭化,只是一个痕迹的木箱相去甚远。

  记者:以这样的反复的,在现实世界里面去烧这个箱子,目的是什么?

  黎海超: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六号坑的整个焚烧的,就是它背后的一个人类行为,大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记者:但话说回来,你就是烧了这么多的箱子,你又怎么去解读这个被烧的现象呢?

  黎海超:我可以去排除很多种情况,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木箱它到底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但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实验又很费解,因为在里边烧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可能会在坑壁会留下很明显的那种灼烧的一些迹象,在我们实际的考古发现里边,我们都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就也很纳闷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在坑外烧。在坑外烧的话又更加让我们不解,因为坑外烧很难烧成这种又结构完整,你还能够把它挪动到坑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很难。所以现在我们各种情况都去设计了很多种焚烧的方案,虽然得到一些认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现在没有解决。

  记者:那我们能够推导出一个什么结论来?

  黎海超: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三星堆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之一。

  记者:为什么是最关键的?

  黎海超:因为首先三星堆现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器物全都埋藏在里面。在这个行为发生之后,三星堆整个这个文化又有一个明显的衰落,这个转折点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来自于它内部的一种内因,还是来自外部势力这种外因形成的,这些问题就是祭祀坑的成因,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线索。

  记者:其实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你既极近距离看文物,你又要抽身事外,甚至用上帝视角去打量时光的变迁,对不对?

  黎海超:对,可能就是一个小碎片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信息,可能是解决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面对5号坑散落的、大大小小的金片、金珠,考古学家们想象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各种关联,比如,它们或许是一件衣物的装饰。正是为了保存隐藏在碎片中的信息,期待有一天能破解其中的秘密,发掘成为一个极其漫长且消耗的过程。考古,无论使用怎样的方法,漫漫征程几乎无例外的都是从征服碎片开始。

  筛土,从土中筛出骨针,粗粗细细,大概17000件;筛出石镞,新石器时代人类普遍使用的箭头;筛出玉器、筛出动物的骨骼碎片以及大大小小的陶片;筛出一座石破天惊的石头城。它恢宏、壮观,以超乎想象的体量重新屹立在了陕西榆林的黄土高原上。

  记者: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邵晶:我们现在站的就是我们叫做外瓮城的里面,你能看到外面是一圈U型的一个石头墙,就是在城门的最外侧形成了一道防御性的墙体。你看到这个吗?

  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2012年5月,石峁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硕士毕业仅三年的邵晶,成为石峁考古发掘的现场负责人。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煤炭资源让神木发展迅速,产生的效应就是边远的村子人少,几近废弃。考古队来到这里,只能租住废弃的窑洞。

  邵晶:大家在网上会看到的一些报道,下雨的时候别人家收衣服,考古队收手机,那是真的,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记者:连手机都得挂在树梢上,那这些对你们来说,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非常实际的困难,怎么办?

  邵晶:就是克服,大家都有怨言,连洗个澡都是问题,只能克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开着车到镇上去拉水,而且要储备大量的蜡烛,一刮风,一下雨肯定停电,包括我们有的考古队员家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白事,家里的长辈去世了,是联系不到的,我们都是要通过第二天别人从山下带给我们消息我们才知道的。

  记者:那对于你们这些考古队员来说,这就是工作的常态?

  邵晶:也不能算常态,因为石峁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单位是在西安,坐火车得七个小时。

  记者:哪是主场,如果发掘这,是不是这就是主场?

  邵晶:这是主场。

  记者:那你一年多少时间是在这?

  邵晶: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这。

  记者:长时间在这,肯定是有动力在驱使你们往前走,这个动力是什么?

  邵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单位,每年招聘的时候写得很清楚,长期适应野外工作。你如果不适应这个,你可以不用考,而且上学的时候老师教也好、自己感受也好,做考古就是要去田野里面挖,读天书,读地书,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动力。

  人烟稀少的高原上,考古从调查开始。邵晶曾说,考古队的人比当地放羊的人更了解这一带的沟沟坎坎。沟沟坎坎上的调查大多时候只能用脚,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走出了一个面积为4平方千米的城址。

  探方发掘法是考古最基本的方法。一般来说,一个探方的面积是5×5平方米,要有隔梁、关键柱,用来观察、控制、测绘。向下挖的同时,始终要密切关注土层的变化,每一层土代表的是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只有准确辨认层位,从中提取的文物才能有相应准确的信息。在石峁,因为地表落差和单体遗迹的范围都很大,探方法不太适用。

  邵晶:几十米长的这一道墙,以十米为一段分开去发掘,它堆积最厚的地方有十五米厚,而且是斜的,你必须在那待着,你没有办法离开,可能一会儿,这个地层就会有变化,地层有变化,就会导致你在收集里面出土的遗物的时候会混了,对于你的年代判断,分期判断是会带来影响的。

  最先显现的是外城东门址。设计和建造它的人,着眼于控制交通、外防内守。以高大宏伟带给人视觉冲击的是皇城台,石峁城址的核心,它被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人们在这里夯土筑台,土台之外用石墙加固,层层堆叠向上,石墙砌护的最高处超过70米。

  陶瓦、卜骨、陶鹰、口簧、各种玉器;各种工具;还有来自远方的海贝和象牙;皇城台上居住着高等级贵族,也分布有手工作坊。17000多枚骨针,远超当地的需求,暗示着这里或许存在一个可以支撑对外贸易的制造业中心。碳14系列测年和考古学系列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4300年前,废弃于3800年前,历经500年。这正是新石器时期最晚阶段向历史记载中的夏朝过渡的时间节点。考古学界认为,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已经跨入了邦国都邑的行列,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区域性政体的中心。

  记者:你们最终想拼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邵晶:我再举一个比较偏于理工科的例子。你能想象在黄土高原上,四千多年前出现了江汉平原上的玉器吗?什么样的势力集团可以达到这样的交通能力,我们可以管它叫交通,高等级人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认同,这不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吗?

  记者:当我们把这些文化和这些有可能当年存在的这种国家形态,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这些点连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呢?

  邵晶: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很多我们的先贤,我们的前辈,考古学家都说过这样的论述,石峁所在的那个时期,四五千年吧,我们的文明的区域是比较多的,可以分成很多小区,大家都在共同走文明化的进程。

  在那个满天星斗的时代,当石峁先民雄踞北境之时,长江下游杭嘉湖平原一带,另一个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王国在这里缘起、壮大,已有近千年时间。

  土墩林立、茅屋相望、水道纵横、舟稷穿梭。中央宫殿区约为30万平方米,而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千米。这不是虚构的动画,而是持续近百年的考古,让良渚文化穿越历史烽烟,越发清晰而生动。

  草裹泥是良渚人建造水坝时使用的一种建筑材料,用水边最常见的植物,比如芦苇、荻草把致密的泥裹起来,类似今天人们使用的沙袋。

  王宁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自称是良渚考古第三代中较为年轻的人。

  在良渚考古的历史上,使用卫星图像和高程模型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前,考古人依靠田野调查发现考古遗存,另外开发建设,甚至盗墓踪迹也会为考古提供线索。而卫星图像和高程模型技术为考古提供了上帝视角。

  所谓地理信息系统,是多种技术、多种信息组成的系统。数字高程模型是方法之一。用一张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线划图上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后,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若干段长方形结构体,因高度相同,虽没有完整连接,但其关系却清晰可见。这正是良渚古城外郭的一部分。从此,良渚考古开始热烈拥抱科技考古,而水坝的发现更是离不开地理信息体统提供的上帝视角。

  良渚水坝系统的发现是一个长达30年、三代人接力的过程。1986年,反山墓地的发掘是良渚考古史上一件大事。高等级墓葬群,数千件精美玉器,其中尤以反山12号墓出土的,带有完整神徽形象的玉琮王成为一个明确的指引,墓主地位如此尊崇,那么良渚一带应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宫殿区,寻找古城成为一种主动行为。

  在这期间,考古队在塘山山脚下,发现了一条5公里长的人工堆筑,年代上属良渚时期,被命名塘山长堤,这是水坝初露端倪。

  王宁远:当时推论说这个是防洪的,因为这边是山,山这个水下来被一条横的东西挡住了,它就不会冲到这个遗址群里面了,这个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时因为各种的资料也不太全,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到了2011年,卫星影像在良渚考古中地位凸显,解谜有了希望。最初,王宁远的目光聚焦在图片上塘山长堤附近的区域,通过反复缩放图片,寻找线索。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宏大的城址、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鲜明的墓地,具有信仰和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一个存在于新石器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王宁远: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良渚申遗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这个前行道路上路过的一个风景,不是我们的目标。

  记者: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王宁远: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社会啥都研究清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自良渚申遗成功至今,考古队找到的水坝从11条增加到30条。而良渚文化的演进过程也日渐清晰,千年时光里,它经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设散点式聚落,到规划建造水利系统,再到构筑良渚古城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在数千年的时光流转中,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交相辉映,明灭之间,历史进入到明月星稀的时代。王权国家和青铜器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二里头文化、安阳殷墟、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在三星堆博物馆,黎海超的实验考古始终在持续。

  黎海超:比如我做一个工作就是复制三星堆的铜铃。虽然我没有时光机,但是我想听听三千年以前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那个黄连木做的箱子实在是太珍贵了。

  记者:手段和思路的一些创新和探索,目的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黎海超:考古学必须要去交叉,一方面是跟自然科学的交叉,另一方面是跟人文科学的交叉。我的定位就是做中国考古学科的一块很小的一块铺路砖也好、问路石也好,反正就是做一个实验品,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实验品。

  记者:考古这件事情,考的是几千年以前的古,很可能在你这一块只是做了一点点,虽然你有那么大的梦想,但是你的这一点点和那个梦想之间有什么关系?

  邵晶:对,这个其实就和我们拼陶片一样,我们每一个做考古的人可能就是一块小陶片,我们共同把它拼起来它就是一个大罐子。

  记者:研究考古的人肯定会想,一个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面是多么渺小,就好像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是多么渺小一样,这对你的人生观有影响吗?

  王宁远:我觉得尽力而为就可以。我们可能觉得5000年、6000年很遥远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好比中国人为什么这个玉会喜欢呢?都是有传承的,就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其实是有原因的,有很多很多东西。你研究了历史,豁然开朗,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那样的,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挺有趣的。

(责编: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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