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硕

　　惊蛰一过，各种鸣虫开始活跃起来，老北京常见的蝈蝈、扎嘴儿、吱拉子等鸣虫，在先秦时期被统称为“螽斯”，由于出众的繁殖能力，被认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早在《诗经·国风·周南》中就有一篇《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何大齐 绘

　　蝈蝈白菜被厚爱

　　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特别强调其超强的繁衍能力。

　　蝈蝈象征多子多福的说法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皇室也深信不疑，所谓“后宫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南宋胡宏：《皇王大纪》）。根据明代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所载：明代紫禁城西六宫的西二长街（永寿宫的西侧）有两座门，南首为“螽斯门”，北首为“百子门”，旨在让长于深宫中的皇子们了解“生育继嗣”的重要性。明清鼎革后，宫中仍保留着“螽斯门”与“百子门”之名，寓意“螽斯衍庆”。

　　不仅西六宫方向有螽斯门，东六宫内亦不乏螽斯元素。在永和宫内，曾长期摆放着据说是光绪帝瑾妃他他拉氏的陪嫁——翠玉白菜，上面雕刻着一只蝈蝈和一只蝗虫。为何陪嫁之物会选择刻有蝈蝈、蝗虫的玉雕白菜摆件呢？原来，清人常以白菜来寓意女子“贞洁清白”，而蝈蝈与蝗虫则是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象征。无独有偶，李成武在《爱月轩笔记》中写道：按其叔父李莲英的回忆，慈禧太后曾将两棵绿叶白芯的翡翠白菜作为随葬品，其上雕有一只满绿蝈蝈，另有两只马蜂。足见太后、妃嫔对白菜蝈蝈题材的青睐。

　　从“聒聒”到“蝈蝈”

　　普通的宫人并不看重寓意，能听到虫鸣之声，感受虫趣之乐足矣。早在五代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中，就有宫人蓄虫的描写：“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尤其是在冬季来临之后，各类鸣虫可为主人带来大自然的声音，宛如仲夏之夜。

　　两宋时期，人工蓄养鸣虫的技术业已出现，但由于成本问题，民间仍以“野采”为主。按《帝都景物略》所记：永定门外五里的胡家村，在明代便是一处非常著名的鸣虫野采场所。每岁七八月间，男孩们手持竹筒、过笼、铜丝罩等器具来此，在草丛或低矮灌木中抓逮蝈蝈、蟋蟀等，往来“虫嬉”者络绎不绝。

　　对于各类鸣虫的命名，历朝历代、大江南北的叫法各有特色。譬如，蟋蟀有蛐蛐、促织、秋虫或夜鸣虫等别称。至于蝈蝈的命名则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

　　先秦时期的蝈蝈一类被泛称为“螽斯”，而“蝈蝈”一词用于指“青蛙”。时至明代，逐渐有人将蝈蝈称为“聒聒”，命名逻辑是此虫能发出清脆响亮的鸣叫，声似“聒聒”。此外，蝈蝈还有络纬、蛞蛞、叫哥哥以及蚰子等别称，但绝大部分古籍中写作“聒聒”。譬如沈弘正的《虫天志》，刘侗、于奕正的《帝都景物略》，以及袁宏道的《瓶花斋集》均写作“聒聒”。其中，袁宏道在《瓶花斋集》卷八《杂录》中，重点记述了北京人养蝈蝈的风俗：京师人除促织外，也捕养另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的鸣虫，谓之“聒聒”，喜食丝瓜及瓜瓤，“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袁宏道“尝畜二笼（聒聒），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

　　入清以后，从陈淏子的《花镜》，到朱从延的《蚟孙鉴》，再到英廉的《日下旧闻考》，都继续沿用“聒聒”称呼。然而，在民间小说、评话等通俗文学中，则更倾向于将“聒聒”写作同音字“蝈蝈”。比如，《红楼梦》第八十八回中就写道，贾宝玉借花献佛，拿着贾环送他的“蝈蝈”去讨好贾母。晚清之际，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三回中，也同样采用了“蝈蝈”的写法。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聒聒”的写法最终被“蝈蝈”取代。

　　冬日赏鸣在清宫

　　不论鸣虫的称谓经历了多么复杂的演变，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它们的喜爱，清宫素有“冬日赏鸣”之好，尤其是康熙、乾隆祖孙二人。康熙皇帝专门写过《络纬养至暮春》，还下令内务府的奉宸苑（即内务府所属管理园囿、河道的机构）每岁在温室中人工蓄养。乾隆皇帝比起皇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专门为蝈蝈赋诗、考订命名源流，还亲自参与“匏器（蝈蝈装具，亦称蒲器）”的制作。查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养心殿造办处档案可知：是年，弘历曾传旨工匠为两件“拱花蝈蝈葫芦俱各镶口配盖”。所谓“拱花”原本是古籍刻印过程中的一种技法，即用凹凸印版嵌合压印。此处借指给生长过程中的葫芦套模，成熟之后得到带凹凸效果的纹饰。这两件拱花匏器最终被匠人配以象牙雕盖，奢华考究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清代君主还让小小鸣虫登上节庆宴席的大雅之堂。康熙年间，有位长期伴驾御前的名儒高士奇，毕生著述颇丰，在其所著《金鳌退食笔记》中提到“元夕鳌山灯藏虫”的趣事：正月十五元宵夜，天子与群臣欢宴，在乐舞声中观赏“鳌山灯”。宫廷当中的虫把式和太监预先将蟋蟀放置在鳌山灯内，待到奏乐停止，便会有虫鸣“自鳌山灯中出”，好不热闹，正所谓“秋虫忽向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声”。不过，高士奇的记述与乾隆皇帝的回忆有所出入。弘历在《咏络纬诗序》中明确写道：元夕赐宴是将络纬“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而非蟋蟀。

　　其实，这种误读也可以理解。近代以前，没有人对蝈蝈、蟋蟀、金铃等鸣虫进行细化分类，称呼混用现象屡见不鲜，最明显的事例便是夏仁虎的《清宫词·养蝈蝈》：“锦襦深处似春暖，怀裹金铃（蛉）响的匀。争说曾逢西母笑，朝来跪进洗头盆。”讲得是宫女怀揣金蛉服侍西太后朝沐，岂料小虫突然鸣叫，惹得慈禧闻之而笑。题目是《养蝈蝈》，诗文中又变成金蛉。可见，古人对于鸣虫的叫法比较随意，毕竟仅仅是“玩意儿”而已，不必较真儿。

　　新春暖阁蝈蝈鸣

　　晚清以降，民间长期流传着所谓元旦朝会“万蝈来朝”的轶事。大意是深谙鸣虫特性的乾隆皇帝为了讨个好彩头，会在每年元月岁首的太和殿内放置蝈蝈，左右各放置五千只，合计万只。由于蝈蝈在25℃以上才会持续、高亢地鸣叫，因此虫把式与烧火太监事先沟通好，掌握殿内温度。先把温度调低，蝈蝈就会安静，当皇帝迈进大殿时，烧火太监使用双倍炭火，殿内温度迅速飙升，霎时间一万只蝈蝈齐声鸣叫，寓意“万国来朝”。有时候，这则故事的主人公还会换作慈禧太后。

　　可无论是乾隆还是慈禧，此事在官方史书、私家笔记中均未找到明确出处。清帝逊位后，大批太监出宫，有人讲述昔日的宫廷见闻：每年过年时，皇宫的宫殿暖阁里摆设火盆、烧上木炭，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日夜齐鸣。笔者认为“万蝈来朝”之说，应该是后人将《金鳌退食笔记》中“元夕鳌山灯藏虫”与清宫太监回忆的“新春暖阁蝈蝈鸣”进行嫁接，这才演绎出来的轶事。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