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旭鸿（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艺术哲学与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

　　林风眠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其艺术生涯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缩影；吴冠中和赵无极是他的学生，同时也是其“中西融合”艺术理念的践行者，他们共同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2月20日，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赵无极基金会历时五年联合策划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刚刚结束，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亚洲范围内最大规模的赵无极回顾展。与此同时，中华艺术宫又重磅推出“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三位艺术大师遥相呼应的展览，如同在甲辰初春，为人们奉上一场史诗级的艺术对话。

　　中西融合的艺术初心

　　20世纪以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我国的艺术家们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林风眠、吴冠中与赵无极三位先生都曾留学法国，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教育，在应对中西艺术问题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打通中西绘画的界限，以对绘画艺术进行融会创新的探索。

　　100年前的1924年1月27日，留法学生林风眠与刘既漂、林文铮、吴大羽、王代之等在巴黎组织“霍普斯会”（海外艺术运动社）。2月，该会与旅法艺术团体“美术工学社”发起成立“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筹备委员会”，聘请当时旅居斯特拉斯堡的蔡元培为名誉会长，并发布征求作品的通告：“中国古代之美术，急待整理；东西两洋之美术思想，急待调和与研究。中国未来之新艺术，尤待创造。”

　　同年5月21日，“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莱茵宫开幕，这是中国美术作品首次在法国举办大型展览。蔡元培在展览的序言中写道：“夫欧洲美术参入中国风，自文艺中兴以还日益显著；而以今日为尤甚。足以征中西美术，自有互换所长之必要。采中国之所长，以加入欧风，欧洲美术家既试验之，然则采欧人之所长以加入中国风，岂非吾国美术家之责任耶？”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蔡元培中西艺术会通与融合的思想，对林风眠等海外艺术运动社成员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蔡元培与林风眠等诸位先生在杭州创建国立艺术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办学宗旨。通过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他们提出了与在巴黎时的艺术初心相呼应的学术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一代创业先师不仅传授技艺，更是把对中国艺术命运的思考放在了世界历史的大潮和时代的追问之中。

　　此后，林风眠和吴冠中先后回国投入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之中，赵无极自1948年出国深造后一直在法国创作，不同的人生境遇，磨砺出他们既相似又相异的艺术。

　　表达内心的绘画实践

　　“中国绘画向何处去”是心系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艺术家们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等艺术家用一生的艺术实践，作出极具深远影响又富有当代价值的回答。

　　林风眠（1900—1991）出生于广东梅县，1919年赴法留学，深受西方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等影响。作为“中西融合”思想的开拓者，林风眠的艺术主张与实践丰富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理论和创作探索。他借用西画的光、色、造型、结构等，使传统水墨画的面貌大为改观，创造出不论媒介、画种的绘画类型“彩墨画”，完成了光、色、墨的有机结合。在本次“中国式风景”展览中，展出了其代表性的仕女画，如《捧白莲红衣仕女》《青桃盘仕女》等，画中采用了源于西方现代艺术表现观念的高度凝练的图式，但又饱含含蓄清雅的中国古典韵味。

　　吴冠中（1919—2010）出生于江苏宜兴，1936年入国立杭州艺专学习，1947年赴法留学后于1950年回国。国际著名艺评家梅利柯恩（Souren Melikian）评价道：“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大道。”吴冠中在审慎思考油画如何民族化的问题后，选择水墨、油画并进，形成了画风多变而主线贯通、具有中国气质的油画和具有现代意味的水墨画。

　　赵无极（1920—2013）出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学习西画，1941年留校任教，1948年赴法深造。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是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重镇，林风眠、吴大羽在此教授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西方现代绘画课程，吴大羽崇尚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画家，对赵无极多有“直会人生，直面自然，直抵人心”的期待，吴大羽的谆谆教诲让他一生受益。赵无极的作品风格独特、线条优美、色彩斑斓，是他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思考和表达。

　　而对于三位画家而言，如何面对自然，如何观看，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这是一个共同课题，同时结合艺术家的不同个性，又在创作中产生了多元的呈现，如《石涛画语录》的《尊受篇》中所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

　　林风眠很少对着自然直接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写生去研究、理解自然，创作时则凭收集的素材、记忆和技术经验去作画。他在杭州国立艺专教学时强调“向自然学习”，在重视造型基础训练的同时，要求学生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发挥个性。

　　林风眠在《九十自述》中写道：“当我六岁开始学画后，就有热烈的愿望，想将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清清的小溪，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经过丰富的人生经历后，希望能以我的真诚，用我的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可见，林风眠表达的不仅仅是所见，而是所思、所感。林风眠笔下的绘画是自然现实，更是内心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表达的是中国人的自然观，解决的是对自然的共性理解。

　　吴冠中在艺术实践中始终重视绘画写生，他认为只有身处大自然中时，才能生发千变万化的错觉。“正因为我的感情是乡土培育的，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情思，挖掘出来的形式美感的意境便往往是带泥土气息的。”他在采风写生中苦觅，在彩墨神思中浑成，在生命华彩中深歌。

　　赵无极则用一生的艺术实践回应了林风眠对他的期待。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中，通过包含129件油画在内的230余件重要作品和文献，从“两个传统、融会共生、如镜他山、无限生机、如诗如画、成为无极”六大板块，追问——赵无极何以成为中西合璧的赵无极。观者可以直观感受赵无极所说：“不应当将现实主义绘画与抽象绘画进行区分，唯一的现实，是内心的需要。”在他纪念早夭儿子的《葬礼》、抗战胜利后的《舞》《我父亲的花园》《纪念美琴》等作品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赵无极艺术中的悲欣交集。如何表现风、如何表现空、如何表现光，成为他一生的创作主题。

　　1947年12月，赵无极在上海举办个展，林风眠撰写了《论画——给无极》，“展览会之后，他要到欧洲了，他要到法兰西去了，他要把自己投到巴黎新兴艺术的急流中挣扎，旋涡中打滚，他要用他全部的力量，带回给我们新的宝贵的东西”。

　　赵无极的绘画摒弃了“阿尔贝蒂视窗”的焦点透视，而以“饱游饫看”的方式重建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强调物象之间结构性的关联，常以“三远法”漫游或鸟瞰，自由组织画面，以创造绵延的整体性空间，在西方抽象绘画系统中别开生面，显见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所述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中国山水画境界。笔法是物的显“象”之法。赵无极常用中国毛笔或平板刷，游刃于软硬之间，在画笔的倚侧翻转之间，中侧锋灵活交替，将用笔与画面结构相融。在形与色的交会中，在光影的虚实衍变中，在起承转合中遭遇了自然的生长，经历了绘画的时间性，在自然“显影”的过程中开启了画家的内心体验，恰是此种绘画中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聚集，切近“自然之象”。

　　传统内核的创新发展

　　林风眠偏好汉画像砖、敦煌壁画、瓷器、戏曲，吴冠中重视书法，赵无极研究中国古文字、书法、宋画等。他们的中西融合创新的艺术之路，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是从中国艺术何为的视角研究吸收西方绘画所长，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呈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核与东方意境。

　　这其实反映的是现代主义绘画放弃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焦点透视空间表现，转而重视对内心的表达。林风眠、赵无极、吴冠中等人，则代表了对中国早期传统艺术的再认识与活化。这是因为，无论西方的原始艺术还是中国的传统艺术都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再现自然，而是通过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内心诉求。

　　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艺术的珍贵之处，就是三者都是从中国传统开始，在传承和发展中创造性融合西方文化。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苏立文曾评价道：“林风眠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已是世界公认的。”许江在《东西贯中》中指出，吴冠中在中国水墨绘画方面，力求时代出新，追求时代性，在油画等艺术形式上他勠力创造民族特色，追求民族性。在核心处秉持着中国人特有的“诗意”和“象心”。而艺评家皮埃尔·施耐德（Pierre Schneider）评价赵无极：“西方将他从东方解放，东方将他从西方拯救。在这二者之间，他建立起自己的中央之国。”

　　林风眠的“中西探索”、吴冠中的“意境融合”、赵无极的“抒情抽象”，都是基于对传统的再认识，进而创造出具有诗性力量的独特绘画方式。正如吴冠中所言：“有人讲一切艺术趋向于音乐，但现在，我认为一切艺术趋向于诗。诗包涵了音乐的境界、文学的内涵，这里不是指文学性的绘画，而是指绘画本身所有的诗性内涵。”这种具有东方意蕴的艺术风格，丰富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面貌。正是这种诗性的力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让三位艺术家成为东西方文化互鉴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个案。

　　林风眠曾说：“从历史方面观察，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代，如此生生不已的。”对吴冠中而言，“传统就像一条河流，它总是源远流长，不能戛然而断，它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赵无极则在旅居法国时重新发现了中国：“谁能晓得我聆听、吸收塞尚和马蒂斯的教诲，再回到于我而言世上最美的唐宋绘画为我留下的这份遗产，花费了多少精力？”他们在艺术探索的迷茫、徘徊、曲折、困顿乃至绝望之时，都从中国文化的根源深处寻找创造性资源的创新性力量。他们的艺术道路始于东方，融合西方，进而又影响世界，创造了东西方文明互鉴在美术领域的代表性成就，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艺术典范。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0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