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国务院近日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是国务院发布的第3个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26个部门联合制定。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指出，当前，我国空气质量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未到来，大气治理进入了负重前行、爬坡过坎的关键期，新版《行动计划》明确了我国下一步大气治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改善目标、重点任务以及责任落实。

　　12月11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

　　新版《行动计划》有何变化与特点

　　“我国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煤源性污染基本得到解决，但空气质量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刘炳江表示，这表现在重污染仍然多发频发，产业结构偏重化工、能源结构偏煤炭、运输结构偏公路的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此外，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治理还在路上，气象条件也给空气质量改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刘炳江称，面对新任务新问题，在总结过去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础上，本次《行动计划》延续了“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主要是指“减煤、汰后（即淘汰落后，编者注）、控车、治污和抑尘”的五大路径，同时也明确了当前治理的三大特点。

　　一是突出工作重点，坚持以PM2.5改善为主线，当前我国空气质量污染还是以PM2.5为主要矛盾，明确PM2.5的下降目标。

　　二是坚持系统治污，大力同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的调整，尤以交通领域的低碳绿色转型量化指标最多，是该文件的一大亮点，突出了氮氧化物、VOCs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三是强化联防联控，将上一轮治理方案中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由“2+26”城市变为“2+36”城市，实现长三角地区与京津冀地区基本上协同打通，整体解决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何从“2+26”变成“2+36”

　　新版《行动计划》中，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城市成为京津冀及周边的新增城市。“这一区域是多次污染过程的起点，污染一发生，北上京唐、南下苏杭。”刘炳江表示，通过十年的持续攻坚发现，在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及周边交界地，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城市PM2.5浓度和原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的PM2.5浓度接近，都是45微克/立方米左右，成为污染较突出的地区。

　　根据该特点以及多年的监测观测、气象参数和科研成果，该地区被纳入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城市。“国家支持的力度要大一些，任务压得也要重一些，这样一来，就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连为一体，能够系统、整体地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刘炳江说。

　　尽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数量增加，但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总数并无太大变化。相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的80个重点城市，此次《行动计划》共包括82个城市。一些长三角南部城市PM2.5基本已稳定达标，因此剔除。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是否将放缓或反复，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在刘炳江看来，目前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得还不够，去年地级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是29微克/立方米，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五六倍，是发达国家的2-4倍，仍需攻坚。

　　他坦言，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进入负重前行、爬坡过坎的关键期，绿色转型要有足够的时间，不能一蹴而就，到了后面几年是否会出现停滞或波动，要从几方面来看。

　　首先，当前空气质量仍有新的机遇。此前空气治理的一个大的机遇发生在2013年-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逐年下降。“目前来看，这个机遇确实有点不存在了，但出现另外一个大的机遇——交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现在PM2.5发生出现污染过程，主要来自移动源排放的氮氧化物驱动。”

　　此外，还要考虑气候条件。据气象部门观测，今年我国进入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过程。且从另一个大周期来看，每隔20年，我国就进入沙尘频发、高发的时期，上一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现在又是一个20年，今年上半年沙尘多发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刘炳江还提到，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无论是煤炭消费量、钢铁产量、有色金属产量、原油加工能力、发电量等都稳居世界第一，三大产业结构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种情况下，今年我国空气质量确有波动，属正常范围，也恰恰反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面落实本次《行动计划》的各项措施，我们有信心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移动源成为主要污染源，新版《行动计划》如何出招

　　“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移动源的污染更加突出。”刘炳江说，每次雾霾都能监测到，氮氧化物是拉动PM2.5快速上升的主要因子。根据生态环境部提供的年度数据，氮氧化物的排放，移动源是主要的贡献者。

　　“原来是点上找经验，现在到了全面治理的时期。”刘炳江说，在这版《行动计划》中，交通领域的低碳绿色转型着墨最多、量化指标最多，也是措施最具体的一个章节。新版《行动计划》中，货运结构调整更加聚焦煤炭、重点行业，港口等关键领域；机动车清洁发展更加强调新能源化；非道路移动化更加强化综合治理；成品油质量更加突出全链条监管。下一步就看怎么把每个指标分解落实。

　　如何打好大气治理“组合拳”

　　经过十年努力，“同呼吸、共奋斗”已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刘炳江列举出市场、法治、科技等“组合拳”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支持作用。

　　过去十年来，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连年增长，累计下达2000多亿元，其影响尤其表现在有力撬动了农村清洁取暖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的实施，推动我国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清洁燃煤发电基地。对于清洁取暖电价、天然气价格，都给予优惠。

　　此外，我国每年两百多亿元的环境保护税收，超过80%来自大气领域。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也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形成了有力支持。

　　“目前的环境保护税主要针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下一步，将加快把VOCs纳入征收范围，发挥税收激励约束作用，多排多缴，少排少缴，调动企业VOCs治理积极性。”刘炳江说，同时正在完善铁路运价灵活调整机制，“公转铁”后，铁路运输价格也要有所优惠；进一步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融资支持力度；加强科研攻关。

　　下一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的修订研究工作也将启动。

　　刘炳江表示，在最新的《行动计划》中，这一“组合拳”仍然保留、继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