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福州（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

　　中国书法五千年，无论由简入繁——从刻画符号到大篆石鼓，还是由繁复简——由篆向隶，又从章草向楷书进化，基础理论总是若隐若现，且须臾难离。初唐四家楷风严谨，李邕变右军笔法独树一帜，以至颜筋柳骨，书法成了盛唐气象重要标志，其中，孙过庭、张怀瓘的理论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纵览唐代书史，难觅孙过庭、张怀瓘的踪影。孙过庭英年早逝令人唏嘘，张怀瓘无书法作品存世，二人的理论建树却令时人与后辈心悦诚服、倾心推戴。孙过庭的《书谱》融汇初唐以前五百年书法理论成果，张怀瓘以《书断》名世，“自然感化说”承应孙过庭的“书德论”，为后世演绎成“书教论”，已融入思维、进入血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孙过庭：推“今草”开笔法之门

　　孙过庭以《书谱》名世，短短三千七百余言，字字珠玉，熠熠生辉。书法历经商代甲骨文的稚拙期，先秦大篆与秦代小篆的篆书期，再到两汉隶变，实用与尚美并存，进入艺术期，终至魏晋南北朝士族精神介入，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演变完成。历览前代书史，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推崇大王。初唐四大家虽未完全脱出二王媚逸遗风，但各具特色各有创新。盛唐张旭、张怀瓘、颜真卿出世，书法与诗歌绘画相辉映，此时的书法，突破模仿王羲之的旧传统。“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一语，体现了孙过庭的书法观，法古而不泥古，以传承促创新。笔墨当随时代。

　　《书谱》以相互联系的书学观念，形成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框架，似漫漫缓坡兀然隆起的山峰。孙过庭的理论贡献有三，其一，冲破了行楷的束缚。唐代书法的繁盛难脱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动，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与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得以尽显，线条堪比舞乐，情感抒发到极致。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法从于心依于理，必进乎道。此时的六朝书论蓄势待发，以自然意向或比兴而赋或无序生长，鲜有逻辑层面的理性总结。孙过庭在效法二王的同时，以“今草”破锋，自开笔法之门，二王之外，再开草法户牖。所著《书谱》，成为盛唐书法理论奠基之作。唐楷书家大都有端方正直的品格，受孙过庭影响，涌现了褚遂良、颜真卿等名家，敢于在沉闷局面下横刀立马开宗立派，格局刚正硬朗且清劲绝俗，节操雍容大度又端严雄浑，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其二，框定了书法的功能。书法是书写艺术，兼具实用与审美，勾连文字与绘画。书法依托文字追求审美，不但审美有别于绘画，且文字也必须脱离实用。汉字的结构里蕴含具体而充实的审美空间。《书谱》首次厘定了书法的纯艺术功能，并对其情感表现做了一步到位的阐释。点线成了情感符号，笔画成了情感音符，点点线线皆成浸透情感的艺术语言。通过狂草，孙过庭演绎了书法的点线组合与形象塑造的无限可能性。自东汉以来，草书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向日渐明显。“镕铸虫篆，陶均草隶。”虫篆流行于春秋战国，草隶则是秦汉之交篆书向隶、草转变时的书体，近似今天的章草。篆、隶、行、草四者间是融通的，隶、篆写快以后，会不由自主地写出近于章草体的过渡字体。其三，明确了书法的定位。书体依托字体，二者演进以东汉为交接点，扶持递进，相互依存，重合统一。一些字体如篆、隶、楷等已基本成型。而书体也自成一格，形成如欧、苏、赵等自家风貌，不再影响字体。汉字与绘画的亲缘关联密切。无论仓颉的“睹鸟迹以兴思”，还是后世蔡邕的“纵横有可象者”，甚或当今书坛的形象、意象、具象、抽象之论，总之书法从未真正脱离绘画的空间造型特性。“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孙过庭对这一艺术现象所做的理论概括，既承接中国艺术史上的“字如其人”，也契合法国艺术家丹纳所主张的“风格即人”。通过书法，敦教化、美人伦、移风俗，暗合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德论”。

　　张怀瓘：尚“自然”启理论户牖

　　张怀瓘虽为宫廷书家，置皇帝推崇于不顾，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自开理论户牖，成为“自然派”的倡导者。体大思深的《书断》上中下三卷，以及《书议》《书估》《六体书论》《文字论》《评书药石论》等论著，倡导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中体察美并收获灵感，进而摆脱姿媚时病。张怀瓘流传下来的史料也不多，曾自诩其草书“数百年内，方拟独步其间”，其真书与行书堪追虞（世南）褚（遂良）。今天追述起来，孙过庭的理论建构颇具奠基意义。张怀瓘的书法本体、艺术客体等体系建构前无古人，内容涉及技法、美学与哲学，承继二王又不被其所囿。“元常专攻于隶书，伯英独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羲、献兼之。”张怀瓘《书断·评》援引孙过庭《书谱》中的名句，演绎孙张二人对书法“融通”这一本质特征的共识。

　　在张怀瓘眼里，书法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使天地人三者相贯通，书法所依仗的文与字各有所指，且互为表里。“文”充当客观存在的外现。日月星辰是“天”的外在形式，山岳河流是“地”的外在形式，宫殿城池和仪礼制度则是“人类社会”的外在形式；而“字”则是书法的存在形式，依原始现象而成文，图形相互组合而成字。因而书法成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显现，是超功利的高雅艺术。张怀瓘不认为书法是单纯的写字，“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强化纯艺术，以承接书法的内在精神。张怀瓘的《书断》上接庾肩吾的《书品》、李嗣真的《书后品》，下启朱长文的《续书断》、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张怀瓘遵循艺术美学规律，厘定书法的纯艺术特征。书法靠点线笔墨合成艺术语言，但其作为纯粹的形式艺术，仍体现着书者的内在精神。

　　以自然为师，成就书法艺术的大道。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顺了画家心灵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画追求齐白石所描绘的“似与不似”的中间状态。因此，一流画家必须要用心灵去贴近自然。书画同源。“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的话被后世书家奉为书法创作的圭臬。书家必须善于从大千世界汲取自然之美，熔铸入书。同时，自然意象及所营造的情境又会对心灵产生影响，心灵也得以净化。张怀瓘为书家开出的“药方”，散见于其相关著述与书论。一流书家要向自然学习，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形式之美；二流书家向古人学习，但也要先学习自然，之后才是临摹；三流书家才直接向“钟王”学习。

　　双峰并峙：奠基中国书论大厦

　　孙过庭的理论自觉秉承庾肩吾、李嗣真等人，其草书以法致道，既得益于张芝草书的“得易简流速之极”，重视抒情写意之审美；也汲取飞白草书之营养，强化刻意求工之唯美。孙过庭的《书谱》并未引起唐人的重视，这或许因为正统书史观让同代人的见识受到了束约。但从长远来看，孙张两人共同擎起了唐代书法变革的火炬。当书体完成艺术化转型后，亟须有人对唐以前书法进行总结梳理。历史关头，孙过庭交出了答卷。张怀瓘虽无作品存世，但作为生活于盛唐的理论大师，其传世著述的字里行间，也昭示着他与前辈书人的心有灵犀，与孙过庭相呼应，形成接力效应。很难想象，如若没有孙过庭和张怀瓘，盛唐书法能否繁盛半个世纪，甚至难以预测宋代书法又会走向何方。

　　孙过庭的《书谱》既为草书名帖，述书体源流、析书道妙谛，又均鞭辟入里，以致后人每每谈及，皆有清人王文治之感慨：“墨池笔冢任纷纷，参透书禅未易论；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在中国书法“以法致道”的道路上，少不了张怀瓘、孙过庭两位书法理论家的秉烛映照。唯其如此，才有李邕、颜真卿等书家在唐代第二次书法变革中脱颖而出；推崇钟、张、二王，也可以“违背”四贤，前提是“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进而才有违背之后的“无失”与“尚工”，以适应书法审美流变，树立起与姿媚相颉颃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