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到一年的全国两会时刻。我们采访了一些年轻人，问问他们有哪些现实问题，希望代表委员们看到；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业人士，回答年轻人提问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同时就这些问题，给两会以建言。期待即将召开的2023年全国两会，能够更好凝聚民心，汇聚民意，回应民生关切。

　　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就业公平

　　近几年，互联网公司都不太招人了，更多人出于稳定性考虑向体制内“进击”。我发现，虽然官方已没有“985”“211”一说，但不少单位还是以此为标准，将应聘者划分为“三六九等”，不满足条件者连参加笔试的资格都没有。我希望两会多关注应届生向体制内“内卷”的问题，还希望拥有覆盖面更广、信息更全面的就业信息聚合平台。

　　李晓鹏（高校教师）：

　　人才供需双方确实存在结构性矛盾，市场上在喊缺人，毕业生在喊找不到工作。从需求侧来说，有的用人单位不愿意做培养人的工作，人才与岗位要达到比较丝滑的匹配度，需要投入的成本比较大。从供给侧来说，有的大学生除了缺少工作经验和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就业观不清晰，对社会现实认知模糊，找工作带有盲目性。

　　学校要解决教学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在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环节，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分流，考研、考公、考编、出国、创业，等等，都是出路，要精准施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建议。教师可以尝试利用自身影响力主动对接用人单位，收集用人信息，定向推荐学生。我认为，高校教师有责任把学生推向市场，并且根据市场反馈来决定如何教学。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利用大数据平台进行资源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鉴于有的企业不太愿意承担育人成本，可以采取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录用多少毕业生，就给予多少税收减免。另外如果考公考编能够带头降低学历门槛的话，或者可以缓解考研热，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就业。

　　林心（人力资源专员）：

　　企业确实有难言之隐。拿招聘女性员工来说，目前，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回到岗位后有一年的哺乳假。在孩子3岁以前，还有育儿假。对此，一方面，企业要尽力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有必要给企业“减负”，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比如，针对产后女性的税收、保险等成本，给予一定程度减免。

　　对“学历鄙视链”而言，负责招聘的HR每天面对的简历量动辄上千份，有时不得不用一些“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初筛，看第一学历就成了常见的衡量标准。我认为，企业要尝试建立更为合理的简历评估体系，避免让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应聘者成为“遗珠”。例如，在报名系统中，让应聘者的实习经历、研究成果等得到更多展现，而不仅是学历、成绩等量化指标。

　　赵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审查就业歧视类案件时，法院往往需要劳动者证明：用人单位设定了不合理不合法的招录条件；不予录用的决定与该条件存在时间、因果上的密切联系。求职者在维权过程中，要注重对“用人单位的不平等要求不是职业所必须的”这一情况的阐述，籍贯、性别等与工作岗位内在要求无必然联系的因素，都不能成为用人单位的合理区分标准。

　　在维权时，劳动者要注意证据的留存，如对不合理的招聘信息进行拍照、截图并予以公证，在面试环节录音录像，取得其他应聘者的证人证言等，相互印证。还需要注重证据的收集，如多与用人单位沟通，获得更明确的招聘条件信息。

　　一方面，可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和投诉窗口，畅通投诉渠道，切实严查就业歧视类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加大对检察院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关于建立共同推动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的通知》就曾在就业性别歧视领域，赋予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从而减轻劳动者自身诉累。

　　刘昌松（律师）：

　　如何降低就业歧视发生率？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做好政策引导。拿招收残障员工为例，若每招收一名残障员工都有补贴，且补贴额还比较可观，招收残障员工比不招收残障员工更划算，则对残障人的就业歧视自然烟消云散，招收女性员工等也一样。否则，只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招收特定员工的不利后果都由企业承担，企业就会找各种借口继续歧视。

　　至于在求职或履职中的就业歧视情形，例如直接写明歧视条款，或者女工怀孕即要求离职等，求职者维权相对来说并不难。我的建议是，首选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而不是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前者处理快且不收费，后者则程序繁琐，且维权成本很高。

　　乡村振兴如何聚拢人才

　　要实现振兴乡村，离不开为乡村聚拢人气、留住人才。“乡村留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已经返乡的年轻人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促成“乡村留人”的良性循环？两会在即，哪些国家政策可以助力乡村人才工作？有关部门又可以如何关注返乡青年？

　　王虎成（山西吕梁汾阳市古浮图村村支书）：

　　农村要想吸引人才、凝聚人气，必须有产业作支撑。只有先着力构建起以产引才的体系，才能实现以才促产的工作格局。

　　除此之外，人才支持规划也很重要。多措并举、梯次鲜明，有效建立人才回流工作体系，深入实施“大学生到村任职就职”“大学生乡村医生”等专项计划和青年人才开发行动，支持培养乡村急需紧缺人才，组织各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发挥其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都有利于乡村人才梯队的建成。

　　配套激励机制要跟上。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创业落户或住房保障等方面，乡村地区可以对优秀青年人才予以适当倾斜。对有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应当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优先纳入村干部或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承包农村资源，优先获得农村开发项目、技术资料等支持，使农村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的同时，乡村地区更要努力创造珍惜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革新人才理念，培养全民爱才尊才意识，尽力创造留住人才的硬件和软件，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局面提供人才支撑。

　　武祝琴（返乡创业者，山西晋中榆次区牛村“清清苹果”创始人）：

　　乡村在“引才、用才、聚才、留才”上，不能单纯靠政府政策支持和有限的政策资金支持。作为一名乡村创业者，在我的观察中，培育区域“链主企业”，由链主企业搭建平台，政府和链主企业共同为“下乡青年”提供创业机会、生活保障、资源配置等创业需求，是一种成效不错的模式。

　　在创业机会上，链主企业通过产业链的健全完善、创新拓展，可以不断为“下乡青年”提供对口机会，让青年不用“单打独斗”，可以有方向、有目标、有支撑地去创业。这既保障了当地主导实业的持续创新发展，也保障了人才平衡化发展。政府集中支持，集中帮扶，搭建“政府+创业人”平台，也能让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实现了集群式发展。

　　在生活上，我们期望政府能更多关注乡村教育、乡村医疗卫生等基础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也期望政府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村老旧空房进行回收改建，为“下乡青年”解决住房难题。同时，政府或许可以考虑为“下乡青年”提供工作站式的支持政策，让他们不至于在一开始就被逆境吓退，从而更好地将力量投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中。

　　建议各地通过配置课题，让研究生等高素质人才进驻乡村，一方面完成课题，就地成果转化；一方面为乡村就地培养人才，全面提升乡村人才素质。还可以通过邀请在外的成功创业人才，在家乡成立链主企业，带动当地企业发展的同时，为家乡引进人才、培育人才。

　　张照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依然有待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意味着扭转农村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确需要人才，尤其是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因此，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建设人才队伍，而不是简单地说“乡村留人”。

　　在建设人才队伍方面，有关部门应重点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应加大对乡村劳动力的专业化的培训和教育。在继续加大对高素质农民队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干部、领头人等现有培训投入的基础上，开展乡村规划、市场营销、法律财务、数字信息、绿色发展等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训，增加相关学历教育和定向培养计划，提升乡村人才队伍的专业水平。

　　二是构建各类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机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激励机制，对长期服务乡村的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员入乡兼职兼薪和离岗创业。

　　三是为城市各类人才到乡村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大力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应深化农村的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构建更为稳定的产权环境，打造开放型的农村社区，让进入乡村的城市人能够真正融入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采访整理：杨鑫宇 胡志中）

　　年轻人想要的安居乐业是什么

　　要想在大城市找到一个租金相对合理、环境友好、能够稳定续租的房子还是比较难。另外，通勤距离过长、长租公寓“爆雷”风险等，也为租房生活带来一些烦恼。国家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障政策，让大城市的年轻人安居乐业？

　　盘和林（财经学者）：

　　国家基本政策是尽量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包括预期稳定、供需稳定、保交楼，保障刚需住房和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

　　具体到各地房价，北上广深杭会保持稳定，但其他地区房价会有下跌可能。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人口数量下滑，再加上房价在比较高的位置，我认为下跌是大概率，但稳楼市政策会让房价落地更稳一点。

　　提前还贷并非年轻人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退休年龄，其借贷意愿下降，所以热衷于提前还贷，减轻未来负担，求稳。年轻人还有奋斗空间，对于刚需住房，比如婚房，该买还要买，买不起就先结婚，不要让房子成为前进道路的障碍。

　　涂格（房产问题专家）：

　　租售同权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房屋居住观念的转变。过去几十年，由于房产上捆绑了落户、子女教育等太多东西，逼着所有人不管有条件没条件都得努力买房。结果既影响消费增长，又造成了房屋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在国内，租房的主要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前者没有子女学等方面的问题，后者则大多选择将子女留在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至于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人，一旦成家，即使自己不想买房，丈母娘也会催着你买。

　　要想改变国人这种对于自有住房的执念，关键要让房产本与公共服务剥离。租售同权无疑是个不错的思路，不仅可以让市民平等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资源，也能够提高空置房利用率，促进租赁市场发育。

　　需要指出的是，落实租售同权最大阻力并非来自业主，而是公共资源管理部门。一二线城市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学位等本就非常紧张的公共资源更加紧张。要将好事办成，关键还得补齐公共资源短板，让公共服务得跟上人口流动的脚步。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让年轻人可以感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友好性，在城市安居乐业。从青年的呼声来看，他们最关心的话题莫过于体面的居住。政府要更好地提供住房领域的公共服务，让年轻人住有所居。

　　大中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往往负担不起购房成本，或者沦为“房奴”。不少年轻人选择在远郊区居住，但是职住分离却导致“蚁族”现象。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同住房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有很大关系。

　　住房供需矛盾需要重点从供给侧着力解决，而不应一味压抑合理的住房需求。要从年轻人的成长历程和生命周期出发，进行阶梯式住房政策规划，使年轻人可以从租房走向购房，从合租走向独立住房，逐步解决不同阶段的需求。政府要扩大公共住房供给，包括集体宿舍、公共公寓、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不同产权结构和形式的住房供给，使年轻人有更多选择权。

　　房不在大，而在于位置和服务。应尽可能在核心功能区布局公共住房，避免职住分离给年轻人带来太大的生活压力。要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管理，加强公共住房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保障，使年轻人可以轻松办理，实现“拎包入住”。与此同时，公共住房要打造富有特色和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为年轻人的交友、学习、娱乐等提供便利，营造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

　　适应年轻人对“诗和远方”的期待，还可以发展青年旅社、创客空间等居住业态。这将使年轻人可以在城市之间周游、短居，降低选择职业的试错成本，结交朋友，碰撞火花，找到创新创业的灵感。

　　考研高考化，高等教育如何“上岸”

　　找工作，研究生学历成了“标配”。一方面，有些人似乎读了个“假大学”，另一方面，学历越来越高，找工作却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不少专业在毕业找工作时变成了“天坑”？真有必要所有人都去考研、考博吗？研究生做科研，如何避免无偿给导师“打工”？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两会有没有新建议？

　　陈志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大家经常批评高校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但在我看来，与专业设置相比，更关键的是培养模式的转变。

　　如今即便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需要丰富的实习经历。目前广泛存在于大企业的“管培生”模式给了我们启发。管培生的盛行，从需求端说明了这种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目前它只是民间行为，我们能否把这种培养模式制度化？

　　在国际上实际是有参照物的，这就是以德雷塞尔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为代表的实习与学习合作办学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半工半读。德雷塞尔大学与同在费城的研究型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同，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大一准备好学术课程后，大二就要开始进入实习项目，毕业前要完成1到3个实习项目。据统计，因为实践技能突出，55%的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找工作，多数毕业生早早就被预定。与之相关，这类大学的学制偏长，与我们曾经的5年制医生培养类似。

　　与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相比，“学习与实习”结合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将事实上已经普遍存在的“管培生”模式制度化，或许能让毕业生在就业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范星盛（北京大学青年教师）：

　　我认为优质的课程教学仍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石。相比本科课程注重基础知识输出，研究生课程更加聚焦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但目前一些课程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分组讨论、学生上台讲授的同时，缺少了教师对学生的基础性讲授和指导，专业教学体系不完备、要求不严格，学生的获得感不强，能力提升有限。研究生阶段本应是搭建完整专业知识体系和形成系统专业理论认知的关键时期，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培养过程中，仍需强调专业课程教学的计划性和逻辑性，给予学生高质量的教学和指导，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学工作要更注重因材施教，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支持。跨专业背景的学生，在研究生课程选择上可能更需要补充一些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以完备专业知识框架。在原专业读研的学生，或许更需要交叉性、跨学科的专业课程。因此，教学管理机构应当在培养计划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化培养需求，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给予师生一定自主空间，助力前沿创新人才培养。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某种意义上来说，校园“学生工”也是一种劳动形式，学生跟学校和导师之间事实上发生着某种劳动关系。其中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劳动环境的问题。校园实验室是导师“雇佣”“学生工”最主要的场所。校园实验室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严格的环保措施。第二，是劳动安全的问题。有的导师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时并不系统和严格，甚至可能只是把实验室安全当作学生天然应该知道的东西，不予重视。有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安全操作手册，也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第三，是劳动报酬的问题。有的“学生工”没日没夜地给导师干活，却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报酬极低。由于在与导师关系结构中，学生一般都处于弱势，所以对导师的无偿或低偿“盘剥”，只能忍气吞声。第四，是劳动保障的问题。校园“学生工”应该被看成是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如此一来，就必须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基层医疗怎样才能强起来

　　大家有就医需求时，常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去综合医院就诊，就要面临挂号难、排队久等难题。可是到社区医疗机构就诊，心里也不免会犯嘀咕：医生够专业吗，会不会耽误病情？这次疫情期间，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大力发展基层医疗的重要性。未来，如何让基层医疗强起来，使人们就医更便利、放心？

　　岱青（某三甲医院主治医师）：

　　疫情的冲击不仅是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考验，也暴露出了一些此前未被充分留意的问题和短板。

　　医疗系统人力资源相对不足，是我感受最直观的一点。去年年底的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的工作已经十分忙碌，感染高峰到来后，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医护人员“带病上阵”现象。最艰难的时候，病房里共两个医生、4个护士“连轴转”，还有部分研究生、规培生冲在一线。有的放矢，对确有需求的一线医疗机构加大资源投入，可以有效缓解此类现象。

　　同时，医院面对特殊情况的应急能力相对缺失，也是需要补齐的短板。疫情高峰到来时，外科、妇产科、儿科等都开放病房，收治新冠病人，但一线医生并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只能在呼吸科医生的指导下“赶鸭子上架”，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如发生医疗挤兑时，大量积压的急诊病人也会让人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对此，不论是各家医院还是公共卫生体系都应加强重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3年防疫历程，也让医院积攒了一些之前不具备的经验。这次疫情高峰到来前，医院提前准备了较多的呼吸机和药物，医疗秩序得到基本维持。如何总结疫情经验，优化未来的医疗工作，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研究。

　　陈应军（社区医生）：

　　理想的社区医疗服务，应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解决日常的健康问题，这离不开一系列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举措。

　　现实中，要减轻人们的就医心理负担，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在居民和医生之间建立起长期固定的“朋友式”伙伴关系。如此一来，一旦居民遇到健康问题，就能随时与家庭医生进行沟通。家庭医生朋友的主动关心，也能帮助居民及时排除健康隐患。

　　此外，社区医疗机构可以依托信息化服务手段，优化就医流程，改善辖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我所在的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推出了“掌上服务”，签约居民可以与家庭医生在线交流、线上复诊、预约挂号等。通过“互联网+”打通医院、医保和药品配送企业等各方系统，实现了“药品上线、配送上门、服务上位”，居民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都大大提升。

　　与上级医院联动，完善科室设置，根据社区自身特点打造特色服务项目，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就医需求。比如，针对失能、半失能等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可以提供送医送药上门、安宁疗护等服务项目。针对腰腿疼痛等老年人常见病，也可以打造中医药特色服务诊区，通过中医推拿按摩、针灸等方式，减轻患者病痛。

　　郑山海（医生）：

　　要做强基层医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首先，基层医疗是健康的“守门员”，应该承担普通门诊的首诊任务。患者感到身体不适，应该首选在附近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由社区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初步的鉴别诊断和病情分析，然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或治疗,或转诊到相应的上级医疗机构。这样既能把综合医院从繁琐的门诊工作中解放出来，也能在源头上保证社区医疗机构发挥应有作用。

　　其次，社区卫生机构要吸引患者，必须具有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的能力。否则，若是社区看完了，需要转诊，可是后续的工作完全需要患者自己去“蹚道”，社区初诊就变为“多此一举”。

　　第三，建立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间的医生合理流动机制。不同医生有着不同的特长，有的喜欢埋头看病、有的理论功底很强，但临床应用能力较差。建立不同层级间医生的上下流动机制，对于做强基层医疗机构大有益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改革社区医生的考核机制。当社区医生的待遇提升了，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基层，医疗“强基层”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