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立志（文津出版社总编辑）

　　北京文化内涵挖掘工作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其红色文化阐释，起码在量上还远不能与古都文化、京味文化比肩。方继孝先生新近出版的《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注意到这个问题，做了别有创意的尝试。

　　中国红色文艺与北京的关系，无论如何是一个大问题。关于文艺体制和红色文艺的生产关系，“大家小书”中洪子诚先生的《中国文学1949—1989》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抓住左联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两个重大关节点。左联，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做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提出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北京作为红色文艺的中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的。

　　红色文艺，我们通常会条件反射出“三红一创”。

　　《红日》，1957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吴强，江苏涟水人，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联，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该稿交到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手里，他深受感染，即刻交给编辑部副主任陶国鉴。出版之前，作者和编辑部之间就修改问题，通信十几次。

　　《红旗谱》，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梁斌，河北蠡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1953年他请假在北京碧云寺开始写作《红旗谱》。该著在出版前，在中青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的帮助下，作者进行了十余次修改。《红旗谱》手稿2300多页，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红岩》，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四川人，包括未署名的刘德彬，重庆人，他们不同于吴强、梁斌，都不是文字行的人，他们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三人一起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思想宣传教育，努力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195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去四川约稿，老作家沙汀向他们讲述了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的事迹。三个人的报告被整理成私人回忆录性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北京晚报》予以全文转载。罗广斌曾给中青社编辑王维玲、张羽写信说：“（《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实际上是一篇讲稿，也是《红岩》第一稿的摘要。”经多方研讨，他们决定进一步挖掘素材，增补内容，在沙汀和马识途的帮助下，将回忆录改写成长篇小说。罗、杨二人特地到公安部门查看相关的敌特档案，提审了在押的敌特分子。据王维玲回忆，罗、杨到北京，还参观了刚刚建成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的，就有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从过去朦朦胧胧的认识中走出来，思想豁然开朗，他们找到了新感觉、新亮点，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很快他们就进入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这之后，一稿比一稿好。后来罗、杨又一次进京，听意见，改作品，奋斗三个月，写出了《红岩》“四稿”。1961年10月，罗、杨又一次来京，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修改定稿。由于历史原因，刘德彬没有参与《红岩》定稿，失去了最后的署名权。但《红岩》核心人物江姐的故事，来自刘德彬的口述，因为他曾经和江姐的原形江竹筠并肩战斗最久，知情最深。

　　柳青《创业史》，196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王维玲。这比《红岩》要容易多了，因为柳青本来就是一位重要作家，曾参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创建，任过《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深入农村，1954年开始写《创业史》。

　　除了“三红一创”，杨沫的《青春之歌》、浩然的《艳阳天》均是红色文学的硕果。

　　从以上所列，可见新中国红色文艺与北京的紧密关系。但谈到新中国的红色经典，有比浩然、杨沫、柳青等更为耀眼的名字，像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方继孝《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共17篇，写了郭沫若、茅盾、周扬、李六如、欧阳予倩、萧三、田汉、丁玲、邵荃麟、姚雪垠、杨朔、田间、郭小川、朱子奇、马烽、贺敬之和柯岩、徐光耀，共18位作家，都是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大人物。徐光耀先生为本书作序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都曾在北京或长期或短暂居住过。他们生活和奋斗在北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作出过很大贡献。北京是新中国文学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文学艺术界人士与书中记述的这些作家一样，会聚于京城，形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这些作家的作品所流淌的红色基因是永存的。历史的细节，就像摄影，是一个个被定格的瞬间。这些旧居，也镌刻下这些作家们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的足迹和鼓与呼的身影，为首都北京增添了一抹绚丽的红色。”

　　方先生的写作是基于他自己所收藏的作家手书简历、日记、书信、手稿等第一手资料，同时怀着对北京的热爱，走访了大院胡同5号、东四头条5号、张自忠路5号、细管胡同9号、东总布胡同22号、大耳胡同15号等很多作家旧居。可以说，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他写郭沫若，着重写郭沫若替曹操、秦始皇和商纣王翻案的事；写茅盾，着重写《鼓吹续集》以及它对《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小学教育的意见；写周扬，着重写周扬为贾芝争取生活费这特别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写丁玲，着重写丁玲的坚韧；写姚雪垠，着重他借住在幸福一村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写《李自成》，他的写作得到了江晓天的帮助，最后也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活画诸多红色经典的写作背景，会丰富我们对这些红色艺术家的认知。

　　这本书写贺敬之和柯岩是特别浓墨重彩的，作者主要是通过自己所收藏的他们书信日记，把他们的革命爱情拈出来，细致交代清楚了《回延安》《周总理，你在哪里》等等名篇写作和构思的全过程。特别是柯岩最富影响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她为什么写，怎样写，她的深入调查研究如何完成，这些问题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是无法完成的。

　　本书写作对象中的徐光耀，河北雄县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河北。徐光耀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过一段时间，他的《平原烈火》孕育在天津，诞生在北京，1950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作者通过阅读徐光耀的日记还发现，1958年1月23日他在大耳胡同15号开始创作《刘故得儿》，又改名《张故得儿》。“故得儿”，经过找保定朋友求证，是雄县方言，也写作“固咚”，形容人刁钻调皮不好惹，所以方继孝先生把它和后来大名鼎鼎的《小兵张嘎》联系起来。《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不仅钩沉了张嘎热的经典光芒，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自己的资料坐实了《小兵张嘎》的诞生地，也在北京。后来，这些推断得到了徐光耀本人的高度认可。

　　本书作者方继孝，老北京人，30多年来热衷文化名人手迹收藏和鉴赏，专门撰写了《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据他说，他是依据现代文学家大辞典逐个收藏的，他藏有除了鲁迅以外几乎所有著名作家手迹。去年纪念建党百年前后，他用自己的收藏支撑起天桥印象博物馆的一个百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手迹展，该展览冠名“中轴的红飘带——永恒信仰 文化复兴”。展览的除了本书所收的这18位作家手迹，还有艾青、赵树理、许广平、阿英、张天翼、何其芳、刘绍棠、夏衍、阳翰笙、曹禺、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贺绿汀、于是之……一大串璀璨的名字。

　　他不单单收藏，还潜心到这些纸片中，辑校有《陈独秀先生遗稿》，整理有《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孟超《流云散记》等，先后著有《旧墨记》（六辑）、《碎锦零笺》《品味书简》《撂地儿》等。这些作品中，《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这本新著的独特性在于，它体现了一个老北京人对北京的热爱。徐光耀在序言中说：“北京是新中国文学的摇篮。”新中国文学的最大宗就是红色文艺，那北京无疑是新中国红色文艺的大本营，那些红色之音大多是从北京唱响全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