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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小米、住半地穴建筑 五千年前科尔沁先民是这样生活的

发布时间:2022-09-22 11:24:00来源: 光明网

  吃小米、住半地穴建筑、用陶器、戴玉饰

  五千年前科尔沁先民是这样生活的

  ◎武 峰 郭伟伟 本报记者 张景阳

  近日,随着通辽市高质量发展中央媒体集中采访活动,记者走进距今五千年的哈民遗址,有幸一睹新石器时代哈民先民的生活日常。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的哈民遗址,以其完整的保存程度,向世人生动再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聚落的历史。哈民遗址的发掘,实证了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西辽河流域科尔沁地区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哈民艾勒嘎查一位王姓牧羊人放羊时发现了一些陶器的残片,用手再往下挖,一个完整的陶罐显露出来。“沙地出宝!”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

  在通辽市文化局文物科、科左中旗文化局等部门的协作下,时任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吉平带领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吉平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处重要的遗址。2010—2014年,吉平带领考古工作者对这个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面积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环壕以及人骨遗骸,同时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1000余件珍贵文物,以及大量的碳化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种子。

  吉平介绍,哈民遗址的房屋群坐落在一片相对平坦的沙地中,保存状况良好。经探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

  根据气象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5000多年前的科尔沁地区,气候逐渐变暖,丰茂的水草,“野蛮生长”的野生动物和植物为哈民先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

  《哈民遗址远古大揭秘》的作者王明义告诉记者,哈民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经专家鉴定属于粟、黍和大麻,可以认为哈民遗址的农业特点是以种植旱地作物粟和黍为主。而糜、黍遗迹和石斧、石磨盘等生产生活工具的发现,说明哈民时期农业已经比较发达,哈民先民当时已经以小米和黄米为食。

  遗址出土了种属丰富的动物骨骼,同时在聚落内的房址、灶台等发现了大量烧痕骨骼,“可以判断,狩猎和渔捞在当时哈民人的生活中应该仍然是重要的生存手段。”王明义说。

  2013年8月,来自国内考古界的40多名专家学者专门针对哈民遗址在通辽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关于哈民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个别学者认为,系红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不妨命名为红山文化哈民类型,但是,多数代表认为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哈民文化。该文化陶器的突出特征是以筒形罐、小口双耳壶、钵碗和素面灰陶小口罐等为基本组合,陶器器表以麻点纹最常见。”当时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吉平回忆说。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认为,哈民遗址发掘的房屋,清楚地展现了房顶构件的遗迹,使复原房顶和结构有了真实的依据。根据发掘结果,杨鸿勋复原的哈民房屋的结构是:半地穴建筑,靠墙壁内侧立柱、在柱上架梁、在梁上架檩、在檩上绑横棍以固定伞状的房顶,长长的房檩,一端朝向房顶,另一端斜立在地面上,致使半地穴墙壁内侧的边上,留出一定宽度的台面,可供摆放物件。

  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专业副教授、西辽河文明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张铁男介绍,从遗址发掘出的81座房址来看,5000多年前的哈民人就已经拥有了“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能力。哈民聚落的空间布局规整,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

  专家分析认为,从出土的蚌饰、蚌链等蚌器制品看来,哈民先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并熟练掌握打磨、钻孔、定型等技术,制作出了精美的装饰品。

  “哈民遗址还出土了不少玉器,玉璧、玉璜、玉坠饰件等都造型精美,质感温润,绝大多数出土于人骨集中的房址之内,这意味着玉器应该是哈民先民随身佩戴的装饰之物。而面积较大的房址中出土玉器最多最集中,似乎也说明,当时的哈民人已经有了身份地位和贫富之间的差别,阶层和等级制度已经出现。”曾经参与过哈民遗址考古发掘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朱永刚说。

  在哈民遗址博物馆展厅,一只黑褐色的陶猪十分引人注目。“该陶猪是一头被驯化之前的野猪形象,也被我们称为‘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陶猪也是哈民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动物为主体的圆雕陶器。”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说。

  哈民遗址出土的文物多有中原地区文物的影子,比如出土的钭,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子;出土的陶壶,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等,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有共同的符号、信仰。从审美、生活习惯、符号崇拜上,人们有了一个根或共同的旗帜。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盖之庸介绍:“由于哈民遗址所在的科尔沁草原位于辽西地区、松嫩地区和吉长等地区的交汇处,故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受到了周邻地区先进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哈民遗址的发掘为研究科尔沁草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责编: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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