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曙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阅读提示

　　●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整个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反驳时期已经开启。它们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价值观的霸凌。

　　●世界大舞台迎来了不同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成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改造、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文明的重构，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文明方案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新文明，这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重构的契机。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已经由世界历史的推动力沦为全球化转型升级、国际合作共赢的文化阻滞力，沦为迟滞世界大变局的极端保守因素。

　　世界大变局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世界大变局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动向，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就其表面来说，世界大变局表现为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迎来“东升西降”的重要拐点；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产业革命深入推进。

　　就其本质维度来说，世界大变局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破产。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主导了全球性议题的解释权、话语权，人类文明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调整的主要牵动因素。中国的和平崛起绝不仅仅意味着其经济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五千多年历史积淀的文明优势充分释放，中国的成功，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正确的，证明“历史终结论”“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是错误的。

　　世界大变局根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东升西降”是21世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整个上层建筑和国际体系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是世界历史演化的基本规律。全球经济秩序、治理体系、安全秩序、文明格局的变革，科技制高点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力量的博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不能顺应这种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中坚力量。在金砖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新兴市场国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整个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反驳时期已经开启。它们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价值观的霸凌。

　　“东升西降”表现在“中升美降”，中国是增量，美国是存量，中美相交是左右变局的主要变量。

　　从表层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国家实力之争，如贸易赤字之争、科技主导地位之争，未来还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

　　从深层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早已断言，中美之间“是一场有关文明的较量”。数十年来，美国的假设是，随着进一步开放，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道路，但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达”的探测范围，中国没有如韩国、日本那样，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

　　从终极来看，中美战略博弈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人类世界终将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终将实现民主化，大国唯有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一条路。然而，美国选择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谋求霸权永续和单极世界。基辛格承认，美国“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奥巴马在任时公开宣示，“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作为霸权型国家，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实力不断靠近甚至有望反超的社会主义中国。

　　世界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的重建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一个更加活跃的全球社会初现端倪。世界大舞台迎来了不同民族、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新成员，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已经不合时宜，人类文明迫切需要进行革命性改造、颠覆性重构，建构一种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这种人类新文明，美国学者商戈令称之为“全球文明新理念”。他认为，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五大洲的成员共聚一堂，“避免文化冲突和危机的唯一前提，就是确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文明新理念”。也许今天我们尚且无法确定这种新理念的全部内容，但可以断定，它只能是人类性的，遵循共同性、共识性原则。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或交叉地带，这是人类新文明可能出场的地带。尽管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张、不和谐的音符，但超越这种不和谐、建立普遍认可的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一直是不可低估的大趋势。

　　全球化蕴涵着跨越文明隔膜的解构潜力，新兴市场国家积蓄了巨大的建构动能，各国人民携带着本民族的文明基因聚合到世界大舞台，在世界地图上重新绘制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和文明观念，在国际交往中重新建构普遍接受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文明有望摆脱单一的西方性，迎来以全球共识为基础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重构，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传统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都是由西方大国主持制定、颁布和实施的，人类文明是西方主导建构的，本质上是西方地域性文明的世界化。但正如全球经验事实所呈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民族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丛林法则”拉大了南北的发展距离，它的现代化策略未能开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前景，它的排他性安全哲学给世界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它的齐一化思路导致各国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日益强化的“西方/非西方”的文明边界意识将人类引向深层次的危机与恐惧之中。因此，世界大变局，最根本的是推动规则的变革、文明的重构。新型全球化、世界大变局都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的牵引而独自完成，能达成什么样的文明共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时代的生存品质、深刻改变未来世界的整体面貌。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文明方案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新文明，这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