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中国的非洲研究，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经过多年的筹备，60年代建立了几所非洲研究机构。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1964年，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美史研究室等成立。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湘潭大学非洲研究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室和徐州师范学院亚非研究室等先后成立。与非洲研究相关的重要学术组织，如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则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成立，这两个学术组织在推动非洲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贡献。2000年前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的建立，涌现出70多家非洲研究中心，如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非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各有分工，或深耕国别研究，或重视中非经贸合作，或加强非洲历史与中非关系史研究，中国非洲研究呈现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

　　二

　　思想是时代的产儿，文章因时而作。过往的六、七十年中，非洲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文化、中非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非洲通史和国别史著作是人们认识非洲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学杨人楩教授“开始了非洲史研究的拓荒工作”，1962年首次开设非洲通史课程。他的遗作《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1984年出版，是我国第一部非洲通史作品。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统筹下，中国非洲学界集体研究和编撰的3卷本《非洲通史》1995年出版。该著鸿篇巨制，分为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共174万字。关于国别史，埃及和南非的历史是研究重点。其中，纳忠的《埃及近现代简史》、杨灏城的《埃及近代史》、杨灏城与江淳合著的《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是埃及史的扛鼎之作。郑家馨的《南非史》、杨立华等著述的《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张象的《彩虹之邦新南非》是南非史研究的代表作。

　　非洲政治研究议题多样，如非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非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部族主义，巩固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民主政治。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写的《非洲概况》论析独立时期非洲民族主义政党，考察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另外，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民主化的研究，涉及非洲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民族国家构建和地方民族主义与多党制的关系、非洲民主化的外部因素及近年来非洲总统“第三任期”现象等。

　　在非洲经济研究领域，非洲一体化是重点关注对象。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2002年升级为非洲联盟，这是非洲一体化和非洲复兴的引擎，是非洲经济振兴与和平安全建设的动力。2019年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正式生效，非盟《2063年议程》及其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是我国学界目前研究的热点。此外，学者们从非洲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需求与供给、产业结构和积累投资方面研究“非洲增长奇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积累过低是非洲长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资本积累的可持续增长仍是非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洲崛起的势头没有也不会改变，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新的世界经济引擎。

　　广袤的非洲大陆是多元化的社会，民族和宗教极为复杂。中国学界对非洲社会的关注，包括非洲华人华侨研究、非洲民族主义研究、殖民时期加纳农村社会研究等。学者们围绕非洲部族或部族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学术争鸣，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仍无定论。或认为国际学术界抛弃了“部落”的概念，非洲学界更反感“部落”一词，因而不宜使用“部落”“部族”或“部落（族）主义”这样的术语；或认为部落主义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始终存在，尤其关系到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近年来，中国学者亲赴非洲国家，开展民族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从过去依赖西文文献做研究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宗教研究方面，我国学术界对非洲伊斯兰教的研究著述颇丰，非洲基督教研究次之，对非洲本土宗教的研究最为薄弱。

　　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非洲国家独立之前，学者们多聚焦于欧洲列强对非洲的侵略、瓜分和殖民统治，《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和《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可谓集大成者。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英法等原殖民列强在非洲的争夺，美苏在非洲的争霸，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如《美国与非洲》的出版。有学者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层面，考察大国在非洲关系，为中国非洲战略提供镜鉴。

　　在非洲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们认为，非洲是最早使用铜器和铁器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冶铁技术是非洲人自己创造的。非洲人创造了古埃及文明，非洲文明由北向南推进。就非洲史学而言，欧洲史家如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和阿拉伯人的地理著作，保存了有价值的非洲史料，口述史学更是非洲史一大特色。充满智慧的非洲谚语、超凡脱俗的非洲绘画和独具魅力的非洲音乐，都是世界文化百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学者考订中国史籍记载的史料，比对非洲和中国出土文物如瓷器、钱币等，梳理历史上中非交往的脉络。中非间接交往始于公元前11世纪，有文字记载的官方联系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其后千余年间，中非官方交往密切，民间贸易畅通。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纪元。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中非双方，同甘共苦，相互声援。坦赞铁路的修建，是中国无私援助非洲人民的不朽丰碑。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突飞猛进，中非正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三

　　非洲土地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洲，也是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对象。近年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出现了新趋势。

　　首先，对策研究热长盛不衰。非洲工业化、中国对非援助与对非合作、“一带一路”与非洲、非洲减贫与可持续发展、中非法律合作与教育合作、孔子学院与中非文明互鉴等，是新一代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研究人员、成果形式和成果数量的增加，智库机构数量的猛增，研究题材的拓展和研究路径的选择，均反映了学界的现实关切，更是当前中非关系全方位发展的需要。

　　其次，区域研究要求突破学科壁垒，开展跨学科攻关。一些海归博士接受跨学科训练，运用西文和非洲本土语言文献开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项目，也要求吸纳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展研究。

　　再次，为中国正名，为中国发声。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妒忌，指责“中国喜欢与不民主的国家交往”，把中非农业合作诬蔑为“海外屯田”。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驳斥这些错误的观点。有的学者从“一带一路”的逆不平等性，反驳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论”；有的学者从债务生成的内因与外部环境，科学驳斥“债务陷阱”论；有学者指出，互利共赢是“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

　　最后，基础研究乃学术之根、学科之本，因而再度受到重视。例如，舒运国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即将结出硕果；沐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顺利推进；李新烽主持的多卷本“非洲通史”去年立项，举全国非洲学界之力的新一代《非洲通史》值得期待。

　　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非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的研究起点低，与国际学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运用非洲当地语言和一手资料开展原创研究的成果，相当少见。国别研究深不下去，区域研究水平也难以提升。基础研究短板多，现实研究难以走深走实。重大理论创新的缺失，也是中国非洲研究面临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