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 】

　　作者：庞元正（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韩树英（1922—2022），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43回国参加革命。1954年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注重哲学引导社会进步的功能，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方向，取得卓著成就和广泛社会影响。曾任“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名誉会长等。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而在中国百年进步的史册上，有一位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他就是为让哲学引导社会进步而奋斗终身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韩树英。

　　为中国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哲学人生

　　1922年10月15日，韩树英生于辽宁大连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和自己聪颖好学，韩树英15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大连中学。1942年，他又考取了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韩树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改称“新知识研究会”），进行革命活动。

　　在“新知识研究会”，他阅读到了大量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日文著作及译著《近代思想二十讲》《东洋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帝国主义论》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韩树英回忆说：“我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岁的弱冠之年。我本来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了追求救国的真理，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包括一些哲学的书，及至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顿觉有如醍醐灌顶之感，豁然开朗，什么宇宙、历史、人生的奥秘，一霎时感到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破了。”1943年年底，韩树英决心回国投身革命。1944年，他进入山西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参与组建晋豫中学。1945年10月，韩树英奉命奔赴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大连市立高级中学校长，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和大连市文教局局长。1950年，韩树英被组织推荐考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专业学习，他师从中国老一代著名哲学家杨献珍、艾思奇，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学习了哲学专业知识。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了他的哲学教研生涯。韩树英的哲学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954年到196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韩树英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任教，1961年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成为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的副手。这一时期韩树英开始在哲学领域崭露头角。他发表了《科学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确对待客观条件》《防止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保守倾向》《哲学工作应该为现实斗争服务》等文章，在当时中国社会“左”的思想开始抬头的复杂状况下，坚持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立场。这期间，韩树英作为主要骨干成员，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写和定稿工作。此书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功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提高全国全党的哲学基本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韩树英遭受打击迫害，直至1977年平反后才迎来哲学活动的高峰期。

　　1977年到1979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韩树英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同志主持党校工作。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韩树英作为哲学教学的负责人，精心组织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他本人带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化部和很多省市部门作报告，对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配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破除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在胡耀邦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韩树英撰写了《“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予以发表，7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转发。这篇文章不仅提出论证了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前提问题，而且矛头指向“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期间，韩树英等同志于1977年12月首先对康生这个党内理论大奸进行了揭发批判。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作恶多端，对中央党校和理论界危害尤甚。韩树英等同志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揭露康生的极“左”面目和罪恶，为全党对康生的最终历史定案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1979年到1992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韩树英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和副校长，这是他教学活动和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从1979年开始，韩树英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外，投入巨大精力主编了《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两部理论著作。由于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适应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这两部著作成了广大青年和干部群众的热门读物，多次再版发行，产生了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韩树英还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哲学问题》《矛盾、动力和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文章，用哲学观点阐述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寻找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有力地发挥了哲学变革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

　　1992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韩树英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以极大精力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更为强调和注重哲学引导社会进步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强大动力，攻坚克难，向纵深发展。面对改革深入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难题，韩树英知难而进，先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图从哲学上为探讨和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深层思考。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极富创见，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进入耄耋之年，韩树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历久弥坚，他多次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和接受采访，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寄语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让广大群众和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中国的前途命运。”

　　回望韩树英的哲学人生，他不仅是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哲学家，而且是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引导中国社会进步的哲学家。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韩树英学贯中西学养深厚，但他始终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哲学研究坚持的方向。对此，人们往往首先提到，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编写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中共中央书记处考虑到我国哲学教学中使用的一直是苏联的教科书，决定编写能够反映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教科书。党中央理论小组确定以中央党校人员为主，编写一本哲学教科书。艾思奇担任该书主编，韩树英作为艾思奇的副手，成为该书写作骨干和最终少数定稿者之一。1961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出版后，很快成为在全国广受欢迎的通用教科书，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流行的书籍。现在看，这部书虽然无法避免其在特定年代的历史局限，但确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于人们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树英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在1978年由他主持该书的修订再版，继续发挥这部哲学通用教材的作用。此后，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了新的时代高度。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韩树英还极为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动运用和丰富发展。在他主编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他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研究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等一系列著述中，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主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都作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他特别指出，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和重大任务，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哲学问题，并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原理的哲学理论和方法”。韩树英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本特点的研究，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要求的深刻理解和独到阐述。

　　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韩树英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是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前一个方面更为根本，因为没有前一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就无从谈起。因而他更为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实践问题。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中的哲学，不是坐而论道的哲学，而是实践的哲学，哲学前沿问题要关注涉及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探索和回答重大实践问题，这正是韩树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期间，他发表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真理的实践标准和科学的唯物主义路线》《真理标准讨论还要不断深入》《清理“左”的思想，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等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坚持真理标准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全面地揭示和展现了真理标准的理论蕴含；他从经济上的“唯意志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个人迷信思想三个方面，全面清理思想路线上“左”的思想根源；他从哲学上深刻地阐明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全面地总结党在坚持思想路线问题上的历史经验，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韩树英投入极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抓住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三个重大问题，即市场经济模式、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观点，引起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广泛重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作用。

　　关于市场经济模式，在1993年党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后，韩树英就提出，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问题。他撰写了《日本模式中的国家、市场和企业》《要对市场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等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进而，他提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只手相结合”，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问题。他提出，我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又必然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点，“它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三农”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树英就多次提出要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率先把这个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并认为“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因此又可以概括为“农民问题”。1992年，在《“三农”问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分析指出，在中国如何对待和处理农民问题，“不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是影响全局，关系到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只有正确把握“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认真创造条件解决农民问题，才能有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韩树英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观点不仅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而且也得到党和国家决策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成了改革的焦点问题。1995年，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年逾古稀的韩树英不顾身体多病，出任中央党校宝钢发展道路研究课题组的顾问，多次赴宝钢调研。在他的指导下课题组写出了《一个国有大企业的出色答卷——宝钢投产十年调查》的调研报告，在人民日报8月28日头版头条发表。调研报告把宝钢发展的经验总结概括为，“以高起点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赢得竞争优势”，认为国有大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韩树英对宝钢的“三个创新”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我看来，这三方面的创新可以说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不断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创新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虽然宝钢的具体经验和做法都伴随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但它的基本经验、基本道路则具有普遍意义。此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推进改革的重要路径，也成为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要求。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

　　在韩树英看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新鲜经验，要为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新答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相互联系、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和《通俗哲学》两部著作，不仅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的重要成果，更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的哲学理论研究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创之后，迎来了曙光。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为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宣部提出要编写一部新的哲学教材，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韩树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立即组织力量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此时，他刚刚完成对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修改定稿和出版工作，但他之所以坚决地接受这一任务，恰恰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一种使命感。他分析说，艾思奇版本的长处是基本理论的阐述比较稳妥，不足之处是“不要‘现代化’”，但时间毕竟过去了20多年，“其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随着实践经验和科技革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出现了各种思潮，国内外的哲学研究也有了不少新的成果，因此原有的理论观点和论述必须加以充实和提高，必须发展”。他认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能够反映时代引导时代的哲学。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的编写，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工作，决心为广大党员干部和读者提供一部充满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哲学教材。

　　为了鲜明地体现哲学时代化的特点，韩树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的编写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提出：“从哲学上概括我国的基本实践经验，不仅要反映过去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更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要着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从哲学上反映对这些经验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要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政策作出哲学论证，自觉地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按照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党的思想路线、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性作用、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个人崇拜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哲学上的新概括新阐述，生动体现了哲学理论的与时俱进。

　　其次，在时代特征和哲学功能把握上，明确提出了时代主题和哲学功能的转变问题。在《通俗哲学》的绪论“时代精神的精华”中，韩树英写道：“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在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代新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中，韩树英又根据时代主题的转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转变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革命前、革命时期，它是为推翻反动统治和实现革命改造的任务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哲学的功能必然会有所转变。他独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帮助人们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功能；三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方法论功能；四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和教育功能。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四种功能的概括，实际上是在哲学界最早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和功能的转变问题。即使从今天来看，时代主题和哲学功能的转变，无疑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基本根据。

　　最后，尽可能使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原有的哲学理论观点加以阐释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对非欧几何、相对论、人工智能、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的重要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哲学阐述与概括，对“黑洞”假说、“宇宙大爆炸”理论、信息的本质等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疑难课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哲学分析与解答，从而对哲学的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以及意识论的阐述更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为了从哲学上提炼现代系统理论的思维成果，在辩证法总论中专门增加了“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一节，既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又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对系统论的成果作出了哲学新概括。

　　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洋溢着时代精神，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1990年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国干部哲学学习的参考教材。另据《深圳特区报》载“1978—1998年‘深圳青年喜爱的书’推荐书目”，该书在200部书籍中名列第一。旨在整理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出版成果的《中国文库》，2004年出版的第一辑，收录图书品种100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亦名列第一。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之先河。1981年，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出版，成为继《大众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又一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成果。《通俗哲学》出版后，冯定、任继愈、沙英等多位哲学家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发表书评，给予了热情赞扬和充分肯定。任继愈评价说：“《大众哲学》唤起青年投身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运动之中；而体现时代精神的《通俗哲学》推动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通俗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关键因素不得不说与韩树英对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持有的理论观念和独特理解直接相关。

　　首先，韩树英认为，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绝不单纯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属性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实践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就需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有自己的哲学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韩树英认为：“哲学从少数人研究的学问成为广大群众关心的学问，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重要变革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实现大众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掌握广大群众，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掌握群众的程度越广越深，它所显示出的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他强调，把哲学交给群众，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哲学，这是我们党应当经常注意的工作，也就是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进行的工作。

　　其次，韩树英认为，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群众的基本途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普及、宣传、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韩树英与艾思奇一起工作前后达15年之久，通过艾思奇和《大众哲学》，他亲身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早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就进入了中国，但是真正得到群众的了解和广泛传播，恐怕不能低估《大众哲学》的作用。”他认为，《大众哲学》首创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我们中华大地上赢得空前广阔的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基于这种认识，韩树英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引导我国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而且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哲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把大众化通俗化作为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使命。

　　再次，韩树英认为，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必须在理论内容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他认为，通俗化是手段，是形式，通俗化并不是要降低理论和思想水平，一定要避免为了追求通俗化而流入庸俗化，庸俗化是通俗化工作的大忌。他强调：“通俗哲学读物也要反映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使理论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为此，他要求写作通俗哲学读物，要有针对性地讲述哲学道理，要解除读者的思想困惑，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要从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抓住事物的根本来回答问题。

　　最后，韩树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必须有适当的形式，通过人民大众易于掌握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通俗哲学》之所以广受青年和读者欢迎，是由于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大众哲学》等通俗读物的表述方式和有益经验：一是努力把哲学理论与现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要善于把现实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又善于把理论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二是要把理论内容的创新性与理论表达的通俗化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情理交融的大众化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做到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三是要把哲理的科学性与知识的趣味性结合起来，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现代科技的各种知识的分析,以及对诗词歌赋、成语典故、名言警句的引申，使读者在增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受到哲理的启迪。

　　正是由于韩树英对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加之有一批才华横溢而又志趣相同的作者的共同努力，《通俗哲学》才能成为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现实性和针对性，融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长期以来在广大青年和群众中深受欢迎的哲学通俗读物。1983年，该书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中获一等奖，并名列榜首。一直到2021年此书还在再版重印，总印数达到300万册以上。《通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一起作为仅有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1995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常备书目”。2007年出版的《中国文库》第三辑，又将《通俗哲学》选入其中。《通俗哲学》影响之广泛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韩树英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位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