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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行知诗歌集》

发布时间:2022-05-26 11:09: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书话】

  作者:唐吉慧(青年作家)

  老李狭小的旧书店有两排破木架子,一架靠着墙、一架对着门,上下六层各装了两三百来本旧书。我没有问过他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对他们这种做旧书买卖生意的人而言,寻到书龄二三十年的书不足为奇,五六十年的稀松平常,上了百年的也总有办法。每本书都经他仔细辨别、重新定价,用铅笔在书背面左下侧的空白处写好价格,绝无二价。

  旧书店里来来往往不少“书虫”,视线大多停留在中间三四五层上,少有人蹲下来看看一二层,更少有人踮起脚来翻一翻两米多高的第六层,于是他把好卖的小说、传记放在了三四五层,一二层以毛笔字帖为多,六层则放了砖头重的大画册。那天我偶然抬抬头,见到六层一本建筑摄影的画册边上竖着本小书,书脊印了“陶行知”三个字,便好奇踩了小凳子,取了下来。

  一本500页的诗歌集,书页昏黄暗淡、斑驳稀松,已然抹上岁月的痕迹。封面靠上半部勉强粘连,否则“骨肉”便分离散架了。正中的书名,“行知诗歌集”,粗粗五个黑字倒让这本书既显眼又厚重。书名左侧印着“大孚出版公司发行”,右侧是毛笔手写的两行小字:“孟邹先生惠存,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敬赠”。

  1945年,陶行知与多位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酝酿名称时,郭沫若说:“人民要大声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 ”大家表示赞同,不过谨慎考虑后,他们取了“大呼”的谐音“大孚”完成登记手续。这个出版公司,陶行知担任总编辑,总经理是沙千里,编辑是翦伯赞、周竹安。

  任宗德是位电影制片人,创办的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他的太太周宗琼是位爱国实业家,抗战胜利后两人自重庆来到上海,买下了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一栋三层楼的连体花园别墅,作办公和寓所之用。1946年4月间,陶行知也由重庆回到上海,“大孚”随即迁回上海,在山东路开了业,陶行知为“大孚出版公司”题写了招牌,以后这一手迹就印在了“大孚”版的书籍封面上,正如这本诗集封面所印着的一样。不久“大孚”搬入了爱棠新村13号,至此13号的底楼是会客厅、餐厅,二楼用作“大孚”的办公处与任宗德夫妇的卧室等,三楼住了陶行知。

  当年7月25日上午,田汉带着女儿去看望在泰安路佛光疗养院治疗黄疸病的翦伯赞,午餐时一位青年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们陶行知中风了:“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听到这消息,翦伯赞因病情较重无法行动,医院的李医师换了衣服,与田汉一起随青年人焦急赶往爱棠新村。未等上楼,就听大家说:陶先生不在了。他们不信,仍然提着药箱上了三楼,三楼站满了人。李医师查了脉搏,查了心脏,叹息着摇了摇头。没多会儿他们回到医院,悲痛地带回了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翦伯赞从床上用力爬起,拉住李医师的手问:“是不是中毒?”李医师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太迟了!”李医师答。翦伯赞禁不住流下热泪,放声大哭起来。

  为了悼念陶行知,友人们成立了“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大孚”赶排了《行知诗歌集》,1947年4月出版,郭沫若对全书做了校读。购自老李处的这本旧书,封面上题赠的“孟邹”是汪孟邹,上海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陶行知与汪孟邹是安徽同乡与多年的友人,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教育改造》便是由亚东出版的,其后又交付了《知行书信》出版。当年亚东的常客中有陈独秀、陶行知等。

  陶行知是教育家、思想家,他似乎从未说过自己是位诗人,于是这本《行知诗歌集》唤起了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小心仔细翻读每一页,时而会心一笑,时而陷入沉思。他的诗没有朦胧的意境、隐逸的词句,写人描景绘物不拖沓、不啰嗦、不故作风雅,通俗易懂,内容多是表现时代离乱中的儿童、农民及弱小,用他自己的话评论,他的诗:“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1932年陶行知在宝山大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大多时间他穿着自己唯一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旧的不成样子,农民们为他写了一首诗,诗里说:“衣裳农民化,知识化农民,用了新的思想化农民,对待百姓如亲人……”陶行知逝世后,几位农民给《民主报》寄去了一封信,他们告诉报社,他们是乡下人,不会写文稿,来信是想通过报社告诉大家,那位常与农村、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剃头、洗澡、教书的穷先生陶行知,是好人。

  曾有人读了陶行知的诗,认为他没有幽默感的。然笔者认为,这到底怀了偏颇之意。诗歌集里有几首为“小先生”写的诗,有一首《送三岁半的张阿沪小先生》:“我是小娃,床上滚冬瓜,妈妈教我,我教妈妈的妈妈。”也有《雪罗汉》“大胖子,笑嘻嘻,太阳一来,化作烂污泥”,《雪狮子》“雪狮子,假威风,太阳公子会打猎,把你活埋污泥中”等洋溢天真童心的句子,这何尝不是一种幽默?沈雁冰说,初识陶行知只觉得他是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来往多了,才发现这位古板老先生骨子里原来是个“顽皮的孩子”。

  按老李封底的价格,我把书买下了。书的责任编辑是周竹安,负责校对的是助理编辑王敏,周竹安逝于1977年,王敏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前几日请教文史馆友人陈挺打探,得知王先生已去世了。真遗憾,封面上那一笔恭恭敬敬的小楷是谁的手笔,暂时无从考证了。对于陶先生,我却越发敬慕。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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