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纂年代最早的总集，脍炙人口。萧统为之作序，阐明编纂意图、选录范围，也体现了其文章审美的观念。

　　所谓总集，是相对于别集而言的。从曹魏、西晋时起，图书分类法由七分法逐渐演变为四分法，即分为经、子、史、集四大类。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史部收录史书；子部书比较驳杂，以阐发思想见解者为主；集部书则多由单篇文章汇集而成。若是一位作者的文章汇集成一部书，称为别集；多位作者的，则称总集。无论别集还是总集，所收录的既包括诗赋，也包括各种各样应用性文体的文章，如《文选序》所说的颂、箴、戒、论、铭、诔、赞以及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碑碣志状等。别集或总集的编纂，首先是为了作品的保存，避免散佚；另外，若是经过选择沙汰而后编成的，就具有便于读者欣赏和揣摩学习的功用。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文章太多而良莠不齐，先经编纂者的一番淘洗，读者就方便得多。《文选》就是这样一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总集。

　　《文选》的编纂，是以当时存在的诸家别集和总集为基础的。西晋以来，已有各种总集的编纂，其中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是分体编辑的大规模总集，尤其能给《文选》的编辑提供很大的方便。既然是在集部书的基础上编成，那么基本上不收录经、子、史部书籍里的文字，是当然的。那首先是一个体例上的问题。不过萧统在《文选序》里并未明说这一点，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明其不收经、子、史书的缘故。他说，经书是教人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如何做人的，它们出于圣人之手，“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地位太崇高了，因此不能割裂截取、当作一般文章那样编入总集。《老》《庄》《管》《孟》那样的子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作者的意图是要阐发某种思想主张，而不把文辞的美恶优劣放在重要地位，所以也不选。流传下来的忠臣贤人、谋夫辩士的话语，有些是美好动听的，但当初只是口头表述，并非写成的文字，也就不选。至于史书，是记载事实而寄寓褒贬的，也与单篇文章不同，当然也不入选。由这样的说明看来，萧统认为集部文章与经、子、史文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即集部文章应该是“以能文为本”的，亦即应该特别讲究文辞的运用的。《文选》就是要从这种讲求文辞的文章里选录其佼佼者。

　　《文选序》还有一段话更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选录宗旨。萧统说，虽然不选史书，但是史书里的序、论、赞、述却是要选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文字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既然“事出于沉思”，那么就“义归乎翰藻”。意思是说，史书里的赞、论、序、述与书中一般叙事的文字不同，它们是很注意文采的，作者写作它们时在文辞运用方面是精心构思的，因此理当归属于讲求文辞的一类，也就应该选录于《文选》之中。总之，萧统是说，《文选》里选载的都是特别讲究文辞运用的文章。

　　那么，该怎么讲究呢，怎样的文辞才是萧统心目中的好文章呢？从“辞采”“文华”“翰藻”等语词，可以体会到，萧统要求文辞博富而美丽。《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语言同社会生活里种种事物一样，是从简单质朴向着精巧华丽发展的。这是萧统的文辞发展观，也是他心目中一个基本的文章审美标准。文章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辞采是否漂亮。应该说，这不仅是萧统个人的审美观，而且是他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标准。

　　如果说得再具体些，那么可以说，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漂亮文辞，包括语句偶对、声音和谐、辞藻富丽、运用典故等几个方面，也就是具有骈俪文字之美。这在《文选序》没有具体说出来，但从《文选》选录作品的情况是可以窥见的。比如《史记》里的序和“太史公曰”，颇有感慨跌宕的文字，但《文选》一概不选，那与这些文字句式长短错落、不合乎骈文要求很有关系。《文选》选的是班固、干宝、范晔、沈约所写的史论述赞，它们句式比较整齐，讲究对偶和辞采。又如同样是写三月三日禊饮的诗序，不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选颜延之、王融的两篇，那与《兰亭集序》比较质朴，而颜、王所作“文藻富丽”有关。颜、王这两篇文字当时以此而闻名遐迩，连北朝人士都佩服之至。再如陶渊明诗，北宋以后成为一种诗美的典范，《文选》却所选不多，因为陶诗语言朴素率直，在齐梁时是被认作“田家语”的。曹操诗在后世被称赞为“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文选》则只收录两首，也是同样的缘故。

　　萧统所持的这种骈俪时代的文章审美观，自然有它的局限性。不少优秀作品由于不符合骈俪之美的标准而被忽略了。这从上文所述便可见一斑。在萧统看来，子书、史书“不以能文为本”，是不在美文范围之内的，这样的眼光也嫌狭窄。以后人、今人的眼光看，别的不说，《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那些人物形象、细节描绘、名言隽语，多么栩栩如生；《庄子》的浪漫想象，纵横恣肆，也多么具有文学色彩。而萧统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美。这些确实是《文选》编者审美观的局限。但是，在我国文学史上，骈俪时代毕竟是一个重要而且漫长的时代，同样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如果像后世某些提倡“古文”的论者那样，排斥骈俪之美，蔑视骈体诗文，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片面而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这话就说得不客观。《文选》选录了晋代陆机的大量诗文，陆机是萧统最心仪的作家之一。诗且不说，即以其他文体而言，《叹逝赋》《文赋》《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辩亡论》《演连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靠了《文选》，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些名篇。陆机之外，晋代其他的优秀诗文，在《文选》里也保存了不少。欧阳修的话，只能视为夸张地表达对《归去来辞》的喜爱的一时兴到之言而已。南朝尤其是齐梁是骈体文学发展到极致的时代，《文选》所录这个时期的佳作当然也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今天我们还津津乐道的托名李陵的《答苏武书》、江淹的《恨赋》《别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还有许多人们熟知的名诗佳句，就都在《文选》之内。骈俪文辞和散行文辞，各有各的美，最好是互相汲取融合而不必彼此排斥。江淹曾说，文学欣赏应该“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而不该“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杂体诗序》）。江淹是一位出色的骈文作家，而他的若干文章却具有散行“古文”的气息。这在一味追求骈俪的时代，是一个异数。

　　《文选序》还有几句话也值得注意：萧统说各式各样的文章，包括大量应用性的文字，“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应用性文章，尽管本来是为了实用目的而撰作，但如果在文辞运用上精心构思打磨，便也具有了审美的价值。重视各类应用性文章的写作，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今天也该继承这一传统。这还启发我们，学者们反复讨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答案不应仅仅从作品的体裁方面考虑，重要的是看它们有多少审美的价值。各种应用性文字，即使不像一般文学作品那样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浓烈的情感，只要在文辞运用方面让人有某种美的感受，就也可归之于“文学”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