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束”与“车”:两种不同的爱情价值
作者:王昶溪
近期有两部日本电影在中国引起诸多关注,在学界也有着不小的反响。一部是《花束般的恋爱》(简称《花束》),另一部是《驾驶我的车》(简称《车》),两部影片都与爱情有关。
《花束般的恋爱》:年轻人爱情乌托邦的褪色
这些年,日本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中一直没有缺席,虽然反响似乎并不大。土井裕泰导演的小成本电影《花束》,在中国的票房成绩是九千万。在电影市场低迷的特殊时期,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花束》去年在日本获得的经济效益更大,蝉联数周电影票房冠军。有关爱情的影片很多,是什么打动了当下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部影片如此着迷?《车》也是关于爱情或爱人关系的影片,它与《花束》的表达旨趣颇为不同。如果说《花束》是一部比较通俗易懂、借助于观众的一般感性就可以欣赏的影片,那么《车》就是一部文人电影或者说知识分子电影,因为解读它需要丰富的文化积淀,它在大文本中嵌套着一些小文本,如果对这些文本不熟悉,就很难找到进入影片的路径。
关于《花束》,我们可以在两个多小时的片长里,看到两个年轻人的爱情花开花谢的过程。男主麦(山音麦)女主绢(八谷绢)是两个游离于社会和人群、略带都市孤独气息的青年男女。两个毫无关系的人,却因为大学同学的联谊会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车,而在车站意外相识。两人在短暂的交流中,发现彼此十分相似,喜欢穿白色的布鞋,喜欢小众的天竺鼠表演,对《宝石之国》《黄金神威》等番剧都很热爱。
这些共同点营造出一种命中注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电影的前半段就像是甜得发腻的糖果。这种叙事模式,对年轻男女来说是十分讨巧的,但也是很普通的叙事技术,爱情电影往往有叙事套路和固定的结构模板,用此模板去衡量《花束》,其整体的故事情节走向并没有脱离一般爱情片的模式。但它为何在豆瓣上有着8.7分的评分?
从笔者的眼光来看,整部影片从开始到结尾,对麦和绢情感坎坷过程成功的细节化表现,让这部通俗的爱情片有了独特的魅力。可信的生活细节的捕捉,展现了爱情中令人记忆深刻的心理起伏,这让观众们找到了情感爆发的泪点,所以本片后劲很足。这也许是本片在首映时票房较为低迷,后续却又有票房爆发式飙升的原因。
导致麦和绢最后分手的,无非是两人从大学生活走入社会生活,面对社会给予的压力,两人衍生了不同的观点,情感也逐渐变质。麦从一开始的文艺青年状态,转变为不谈理想、更为顺应世俗社会的约定,看的书也从文艺小众作品变成励志类作品。绢还是保持着大学时期的模样,闲暇时打打游戏逛逛街,看的书同样还是文艺类书籍。前者认为后者天真、散漫,不合时宜地保持着学生状态,后者则似乎认为前者背叛了过去的精神性。《花束》舍弃掉那些狗血事件,也没有第三者插足等戏码,把爱情还原到了它最本来的样子,简单质朴却动人心扉。
乌托邦式的美好恋爱经受不住现实的“风刀霜剑严相逼”,过去的恋爱如同镜花水月,却让人惆怅低徊。电影表达的是永恒的爱情,但这爱情的发展却与日本的当下现实有着密切的互动。导演借由麦和绢的感情变化,含蓄地讽刺了社会现状。据说日本当代“社畜”青年有三种出路:或者如麦公司的货车司机一般,为了反抗自己甘愿成为社畜的心境,把货物丢进海里,最终精神崩溃;或者像麦一般认可这种社会现象,心甘情愿成为资本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或者像绢这种,放弃物质上的更高追求,求得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
《驾驶我的车》:中年人压抑的内心世界
《车》导演滨口龙介是最近几年国际影坛一位“现象级”的导演,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使得他作为国际影坛的新贵而地位牢固。虽然他的电影并没有在中国院线上映,但是他的两部影片——《偶然与想象》《驾驶我的车》成为去年中国影评人心仪的重要佳作。
《车》的形式是独特的,故事有着巧妙的构建。它可以说是“剧中剧”——滨口龙介用《万尼亚舅舅》接连起全片内容,导演的故事和契诃夫的故事互相渗透,试图用“互文”来激发深刻的感情与思想。
可以说本片内容有点烧脑,因为它要求我们去理解多个文本,并且要考虑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万尼亚舅舅》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农庄。退休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带着妻子叶莲娜回到乡下居住,视教授为偶像的万尼亚舅舅二十五年来勤恳经营农庄,供养着教授,也将自己的青春与理想都寄托于教授身上,不料到头来他发现教授不过是一介庸才,而且自私自利。怒火中烧的万尼亚舅舅险些开枪杀死教授。这个人物对生活有一种敢于反思和揭示的精神。
《车》主人公家福是万尼亚舅舅的扮演者,他撞破了妻子音的一次出轨,然而,他关门悄然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如既往与妻子融洽且恩爱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妻子去世,家福都没能对妻子坦承内心世界,这变成他的心结。影片中每一次《万尼亚舅舅》的演出都可以感受到家福不一样的心境变化,万尼亚舅舅面对偶像的崩塌掏出了枪。家福没有,他选择了隐瞒来维持表象,可每次出演万尼亚舅舅,都像是对他的一种拷打。
“车”是本片的重要意象。家福要到外地演出,住在离演出场地很远的地方,主办方为家福安排了一个司机,让他方便在车上背台词排练。他沉浸在文本中,却不再驾驭自己的车,这似乎在暗示他失控的生活——他已经不能亲自掌握自己的生活了。他沉浸在文本中,却已经不能自洽。
本片其实就是一次家福的精神治疗之旅。《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落入了一种生活的沮丧状态,他对生活失去了目标,工作毫无意义,生命的虚无感和荒诞感在蔓延,契诃夫让他去拨开生活的虚伪云雾,勇敢面对——虽然生活可能已无从治愈,但他仍然将真相拆开来给人看。而在《车》里,家福面对的也许是同样的生命处境,但他是否像万尼亚舅舅那样坦诚?或者说即使坦诚,又能如何?
对于《车》的精神疗愈的情节设计,很多人认为其表达缺乏创造力,甚至有影评人认为这个治疗的过程也显得刻意。虽然本片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仍然有人质疑。也许在这个电影萧条的年代里,电影人并未被疫情所引起的社会现实激发出更天才的创造力。
《花束般的恋爱》让年轻人的甜蜜乌托邦逐渐褪色,而《驾驶我的车》则直接呈现的是中年人压抑的精神世界,它一开始就是反对乌托邦化的爱情的,但它在苦涩中略带一点点回甘,仍然没有否认爱情的存在。被困在爱情中的人虽是痛苦的,却仍在苦苦寻找救赎之路。两部影片讲述了两种不同的爱情价值,我们将两部影片放在一起观看,也许会对日本当下社会状貌和日本电影最新状况有些许的窥见。(王昶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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