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教授陈庆妃对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民族文学、族裔文学与文明互鉴

　　【《中国新闻》报特约作者陈庆妃报道】刘大先老师最近赢得一个雅号“飞鸟型学者”，这让人很自然联想到泰戈尔的诗句——“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对于大先老师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边界看似有形，其实也是无形的，“跨”学科研究，无论是作为问题或方法，都应视为是一种常态。借重“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否为华侨华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是本次访谈的核心。

　　陈庆妃：您强调“远道”的践行，“千灯互照”的观看，以及“文学共和”的包容，三者之间形成一个跨学科学者成长的基本逻辑链条：至远而致宽。从多民族文学的侨易视角，您是如何从参差变化中理解文化/文明的多样性，以及文明互渗、互鉴的关系？

　　刘大先：文化和文明是两个概念。我们常常说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文化多样性，因为那些多元性质是文化生态平衡的保障，因而“存异”的特质会被强调。“文明”则往往与“蒙昧”“野蛮”相对而言，往往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挂钩，近现代殖民主义时代强势文明会生发出“文明等级论”的话语，推崇自身文明而贬低他者文明。

　　“文明”有种通过交往而“求同”的诉求，这也是“互渗互鉴”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对多民族文学就可以做出更清晰的定位与认知——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呈现形态，其中包含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海洋文化多种因素，正因为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始终未曾断裂的连续性。同时，它们也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和新兴工业文明乃至电子文明的成果，保持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认知中国多民族文学要有行远道的宽阔视野，一方面不能局限于汉文文本，另一方面也不能局限于中国内部，而要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格局中对其进行观照。千灯互照、万象共天就是要像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那样“美人之美”，对自我与他者文化都有平等视之、共同发展的心胸，最终的目标落脚于人类整体性文明的福祉——“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

　　陈庆妃：您因为“晚熟”而非主动地进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个看似冷门边缘的学术领域，现在却毫无疑问已经居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场域。在边缘与中心之间，您是如何思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果类比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是否具有可比性？

　　刘大先：我一般不太愿意用“中心”和“边缘”这样的二元固化结构来讨论某种场域。一方面，所谓的“中心”其实是多点的、游弋的，这一点反观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的不断变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欧洲文艺中心也有从巴黎到纽约的转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场域中的人都是以自我为原点去观察思考事物，如果一个云南临沧的作家不是从本地入手而以斯德哥尔摩为旨归进行创作，会让人觉得有种缺乏坚实根基的虚妄。

　　当然，我并非否认强势和弱势的存在，正如北上广与老少边穷地区在文化权重上是不平衡的，北京发出的声音会具有更为醒目而统摄性意味，然而如果以一种后殖民式的方式以“边缘”对抗“中心”，并不能改变结构性的生态，顶多制造出另一个“中心”。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要拆卸所谓“中心-边缘”结构，营造出多元共生的和谐生态。

　　毋庸讳言，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确实处于弱势位置，这并非研究和批评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和批评者的问题，同时有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术话语的板结化所造成的后果。在整体性的学术话语中，主流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型塑的价值观念、美学标准和认知范式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并在生产与传播领域占有广泛资源，这必然挤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空间。

　　欧洲或者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批评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死(古典的、过去的)-老(资深的、权威的)-白(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男(男性中心的)”文学占据统治地位，少数族裔和女性文学批评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陆续进入到文学批评的话语场。“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族裔文学”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陈庆妃：不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如单德兴、尹晓煌等都从少数族裔的表达与书写权利出发，提出“重建美国文学史”这样的命题。如果以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为方法，从“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出发，您会提供哪些可行性建言呢？

　　刘大先：文学史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门类，与国家话语的表达有着紧密的关联，“重写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即是“重述中国文化”。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始于1950年代中后期，早期侧重族别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到80年代之后逐渐强调综合性、比较性和整体性，及至21世纪初的“中华文学通史”逐渐形成了以“多元一体”为指导理念的表述。以少数民族作为方法，我想中国文学史应当突出的是中华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关系，就是我所说的“自他不二，相依共进”。

　　从可操作性的层面而言，就是要打通口头文学、书面文学以及新兴的电子文学的界别，沟通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个人创作与群体生产的区隔，联结农耕、游牧、渔猎、工商等不同文学表达题材与类型，突破此前文学史以时代背景、具体作家作品述介、文学流派与思潮、文体与地域区分的各类模式，而叙述一种文学发展演变的生态变迁，突出多民族、多语种、多美学之间的彼此互动、转化与生成。

　　陈庆妃：从学院教育体制入手，将华裔美国文学经典化，进而改变华裔文学/文化的处境固然是一种路径，但毕竟是小众的，影响所及有限，反观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似乎更具有弥散性的影响，甚至形成刻板印象。华侨华人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形象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境遇，您能否介绍近代以来欧美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华人形象，以及目前的新变？

　　刘大先：华人形象在欧美大众文化中的表述与特定的历史境遇、地缘政治和话语权力有着微妙的关联，折射出特定时代与社会中一般民众的心理与情感。从“邪恶的傅满洲”的恐惧与厌恶，到“模仿警员陈查理”的喜爱与接纳，以及华裔对“沉默的甘加丁”的不满与反抗，显示出20世纪以来欧美文化及华裔自身的态度与认同转型。

　　21世纪之后尤其是晚近十余年，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华裔在欧美内部的文化权重提升，华人形象逐渐脱离了早先的刻板印象而趋于日常化，无论是华人形象的正面表达，还是趋向于写实的表述都越来越多。华裔和中国大众对于欧美大众文化中的华人形象也愈加具有认知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再完全屈从于异域想象和刻板印象的陈旧语法，并勇于去表达和抗争。

　　陈庆妃：您曾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的“迟到”与“滞后”，然而基于本土历史与现实之上的中国少数民族理论如何重建，西方移民国家中的少数族裔理论与中国国内原生型少数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有何区别，西方少数族裔文学批评理论之于华侨华人文学研究有何意义，您可否精要分析？

　　刘大先：最简略地说，西方少数族裔理论聚焦的是种族主义、身份认同和承认的政治，中国的多元一体理论则注目于历史进程中的共有、共享、共生的传统，这个传统融合了“大一统”和因地制宜的古典政治理念、近现代以来的革命与移风易俗、改革开放以后传入的多元文化主义等，而在政治权力层面则已经解决了最根本的平等问题。

　　说到少数族裔文学批评对于华人华侨文学研究的意义，中国学者首先须明白，西方少数族裔理论是基于自身对象所产生的话语，是其学术话语内部的产物，固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对于曾经一度被遮蔽的少数群体文化、非官方语言文学遗产的彰显等，但不能机械挪用。这就是所谓“主位”与“客位”的问题，也即一个研究者一定是基于某种价值立场和观察位置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考察。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华人华侨文学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维度：既有移民文学即域外少数族裔文学，也有留学生、居留者的离散文学和旅行文学等，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身份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跟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一样。

　　【个人简介】

　　刘大先，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理事。著有《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八旗心象》等。

　　陈庆妃，福建松溪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外华人文学理论与批评”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华侨华人文学、香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