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在清代乾嘉学者中，焦循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在易学与经学领域名噪一时，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也有颇多建树。

　　（一）

　　焦循的史学贡献，首先体现在对其家乡，也就是扬州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上。嘉庆十一年，受时任扬州知府伊秉绶的邀请，焦循开始承担《扬州图经》《扬州文萃》和《扬州府志》的编纂工作。面对这一颇为繁重的工作，焦循先是将扬州地区的地理沿革、山川名胜、名人奇事、金石艺文等等，全都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焦循的考据工夫本就十分了得，他先是与当时的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江藩合作，详细钩沉自周秦汉唐到唐宋元明间的各类史料，以扬州一地为坐标，以历史朝代为层次，将上古以来发生在扬州的各类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订，编纂成了八卷本的《扬州图经》一书，让人们通过阅读此书，就足以了解扬州历史的概貌。

　　在广泛阅览史籍的过程中，焦循发现，自己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个伟人奇士辈出、名胜古迹遍地的地方，可惜却没有人对北湖的古迹、地理、名人事迹、著述等加以整理。于是，焦循亲自动笔，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变迁、风俗物产，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广泛搜罗历史上从当地走出的高官、将军、文人、学者的传记与著述，最后编订成了《北湖小志》一书。同样自幼生长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书后，对焦循大加赞赏，不仅认为此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家乡的效果，更认为焦循在此书的撰写中，展露出了一位优秀史家的才华。

　　随着对扬州历史和地方文献的了解愈发深入，以及地方志编纂经验的日益丰富，焦循还在及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论方法。比如伊秉绶在嘱意焦循编纂《扬州文萃》的时候，本意是只收录籍贯为扬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现扬州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但焦循在遍览时人著述之后，认为这种编纂思路并不恰当。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收录扬州人的文章，其实并不足以全面展现当地的文化面貌，而应该把所有跟扬州有关人物的传记、墓志铭、行状、文章、序跋、书札等文献，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后汇编成书。为此，焦循广泛搜罗了以上各类文献三百余篇，编订成了多达二十七卷的《扬州足征录》，从而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当时扬州地区的文教风气与文化风貌。

　　纂集《扬州图经》《北湖小志》《扬州足征录》以及《邗记》等书的经历，不但丰富了焦循的地方志和文献编纂经验，也切实提高了他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学诚曾就地方志的编纂理念产生过比较严重的分歧：戴震主张，地方志的编纂要以地理沿革为核心；章学诚则认为，地方志不应该成为地理专书，而更应该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裁剪，凸显文化意义。焦循则在两者之间，提出了非常客观的持平之论。在他看来，地方志既要贯通古今，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也要能成为靠得住的释地之作，用以证实当时的地理事迹。因此，在《扬州府志》的编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他与姚文田、白熔等学者一起，编订出了一套体例清晰、详略得当、兼收并采、校勘精审的《扬州府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焦循在史学领域的另外一项重要贡献，则是他在《春秋左传补疏》中所着力提出的正统观念。自东汉以降，《左传》的影响力逐渐压过了《公羊》和《穀梁》，并产生了贾逵、服虔、许淑、颖容等一批以注解《左传》名家的学者。其中，又以杜预所撰写的《春秋经传集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来也被孔颖达选中，用来编订《五经正义》。但在焦循看来，杜预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这么高的历史地位，还严重地曲解了《春秋》大义。

　　焦循认为，《春秋》大义的核心，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而杜预其人，一方面，曾经是曹魏政权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是受司马懿的排挤而死。所以说，杜预本应该跟司马氏家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杜预非但没有为君父复仇之心迹，反而投靠了司马昭，帮助后者完成了统一事业，自己变成了乱臣贼子。在焦循看来，杜预因为心虚的缘故，便在注解《左传》的时候，屡屡为弑逆之臣辩护，从而完全背弃了诛乱臣、讨贼子的《春秋》大义。因此，杜预注解的《左传》，应当从根本上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力主弘扬正统的观点，也引发了一时之潮流。在此之后，沈钦韩、李贻德、刘文淇等人的《左传》著述，便都以摒弃杜注，发掘贾逵、服虔等汉人旧注为风气。究其源流，焦循才是这一学术风潮的引路人。

　　（二）

　　在文学领域，焦循同样成就斐然。以他在晚年为自己编订的二十四卷《雕菰集》为例，其中所收录的，既不是经学论说，也不是史学著述，而是他在一生各个时段所撰写的四百二十首诗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事实上，由于焦循在经学、史学等学术领域的成绩太过出色，人们往往会忽略他在诗文创作方面的出众才情，以及他在文学理论和审美情趣方面的独到见解。焦循的诗作，既有古体诗，亦有格律诗；既有纪事诗，又有述怀诗，他常常把自己的怀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诗、赋、赞、颂、铭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余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辩、论、解、说、考、记等二十四个大类，既涵盖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学术活动，也充分展现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历程。

　　焦循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多风格各异的诗文作品，离不开他对审美和文论的深刻思考。而焦循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主要展现在他所编写的《剧说》和《花部农谭》之中。其中，《剧说》是焦循将自己的经史考据功夫用于戏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过广泛搜集唐宋以来各类论说戏曲的文献资料，以《桃花女》《杀狗劝夫》等地方戏曲中演绎的传说故事为例，将它们的来源、流传、演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与研究。而在《花部农谭》一书中，焦循更是进一步在理论上提出了“扬花抑雅”的戏剧论，以及“形意相合”的时文论。

　　“花部”，是跟“雅部”对立的戏曲种类。所谓“雅部”，指的是当时流行的昆腔，颇受士大夫阶层的喜爱，被认为是一种高雅的曲种。而“花部”，则是指各种地方戏剧，在当时也被称为“乱弹”。从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花部的各个曲种，在当时是颇受贬低的。但实际上，昆腔在乾隆、嘉庆年间，已经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花部则凭借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在民间开始流行了起来。焦循的“扬花抑雅”论，就颇有为花部抱不平的意味。在他看来，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表面的真实，要想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剧作，首先必须塑造出让人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然后还要有足够的现实关怀，让观众能够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会没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于烦琐、流于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够贴近观众、激发情感。

　　焦循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停地发展和变化。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也都应该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否则，只是在旧有的文学形式中停滞不前的话，是没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评价，并没有厚古薄今，而是将《诗经》、《楚辞》、汉赋、六朝五言诗、唐代律师、宋词和元曲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关汉卿在剧作上的成就，可与屈原之《离骚》、李杜之诗作相媲美。焦循的这一观点，在当时颇为新颖，后世的王国维之所以对戏剧大感兴趣，写出《宋元戏曲史》这一力作，也是因为受了焦循的影响。

　　焦循的文史之学，既有专精细密的考据爬梳，也有抒发才情的诗文创作，与他辉煌的经学成就，可谓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