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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岁的学术飞跃

　　——徐通锵与“字本位”理论

　　作者：李兰霞（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徐通锵（1931年—2006年），浙江宁海人，语言学家。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著有《语言学纲要》（与叶蜚声合著，1981）、《历史语言学》（1991）、《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1997）、《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2005）、《语言学是什么》（2007）、《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2007）等。

　　徐通锵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门前走过。

　　徐通锵先生的学术飞跃，是在60岁之后完成的。60岁之前，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60岁之后，他有了“字本位”理论。虽然60岁之后的徐通锵“推翻”了60岁之前的徐通锵，但他的初心从未改变：建立一套基于汉语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保守又开放的先生

　　1931年，徐通锵生于浙江宁海一个小山村。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考入宁波中学。若干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有一辆著名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载着他上课下课，陪着他一起追寻语言的真谛。不过那时在宁中，徐通锵是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的。每年假期回家、返校，都是徒步。200里的路程，一走就是两天，有时还要赶夜路。徐通锵从不以为苦，一切随遇而安。

　　很多人回忆，徐先生在生活上固执而保守。1952年，徐通锵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小山村来到首都，后来又去美国访学，这些都没有让徐先生变得“洋气”。他保持着自己在南方农村的生活习惯。在北大宿舍，他坚持冬天睡草席而不铺床单。由于在家乡没有吃过茄子和番茄，就一生不吃。在山西调查方言时，破例尝了尝甜瓜，纯粹是为了不驳学生的面子。20世纪80年代初，“洋快餐”尚未进入中国，汉堡包还是个新鲜玩意。徐先生那时在美国加州访学，一次也没吃过汉堡包。在北大上课，他冬天常穿一件不知道有多少年头的黑呢短大衣，拎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时兴过的双梁黑布包。后来，这个黑布包遵从自然规律坏掉了，他叹息“现在到处都买不到了”。如果能买到，他还会来个同款。房子是学校分的，从筒子楼的一间小屋到畅春园的二居，最后终于换成了三居，他感到“革命到底了”，一家人够住了，非常满足。然而，他家里实在没什么装修，一直沿用着表面呈颗粒状的水泥地板，电视、冰箱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头。最多的当然是书橱，深红色的，姜黄色的，油漆斑驳不明本色的。有人好奇徐先生的书橱为何这样“多姿多彩”，问了才知道，原来有些是学生离开学校时留给老师的，还有一件是“文革”期间徐先生亲手做的——由于木匠手艺高超，徐先生还得过“徐木匠”的外号。

　　徐先生又是活跃开放的。他不吃汉堡包，却会跳踢踏舞——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可是时尚青年才会的外国舞蹈。他还会拉胡琴、唱京剧，学校搞文娱活动时，常常会表演一段。他还爱爬山，会打篮球，关心时事，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厨艺。徐先生做的笋子烧肉独辟蹊径，红烧鱼“闻名海内外”。他从不“挟艺自傲”，有人来“蹭饭”，就亲自下厨。学生、同窗、同事和他们的孩子，很多人都品尝过徐先生的厨艺。学生到导师家吃饭，一开始难免有些拘束。不过，徐老师奉行的原则是“不要管他/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吃不饱也是自己的事儿”。于是，学生们逐渐不客气了，开始“挑肥拣瘦”，还“明目张胆”地点起菜来。

　　生活中的徐先生是平易可亲的，学术中的徐先生却“不太通融”。他的课不好过，作业不好完成，跟他做论文也休想蒙混过关。王洪君先生是徐先生的开门大弟子，她说，跟徐先生做硕士论文时，光方言调查就在山西待了近三个月，白天记音，晚上整理音系，核对、抄写，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其间因为饮食不适还生了一回病。有的学生，论文还不成熟就拿去投稿，徐先生发现了，就会压下，直到改好才放行。他要求学生不能说空话，必须用事实、语料来支撑观点。如果语料反映的事实和学术界的现行观点不符，徐先生会毫不犹豫地推翻现行观点，哪怕是他自己的观点。

　　这种开放和坚持贯穿了徐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

　　西方理论与汉语问题

　　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在汉语研究中引入了西方传统的语法研究体系，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从此之后，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主要发展模式。

　　徐先生也一直努力学习外语，研读西方语言学著作，关注国际语言学理论的新趋势。不过，从一开始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时，他即痛感所接触到的语言学理论研究的都是印欧语现象，完全无法触及汉语实际，他和同学都有一种学的是“空头理论”的感觉。他下定决心，要深入联系汉语实际研究语言学理论。

　　后来，他给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和外语系西语、东语、俄语的一、二年级学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课。在外语例子之外，他还会补充一些汉语例子，体现汉语研究的成果。给中文系学生布置作业时，也要求他们针对汉语现象具体分析。在讲义的基础上，他与叶蜚声先生合作，于1981年出版了《语言学纲要》。那正是结构主义理论统治中国语言学的时代，这本教材既体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想，也使用了大量汉语例子，包括四川阿坝的“土汉语”。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如今四十年过去，这本《语言学纲要》仍然是圈内公认的权威教材，称得上是每一位语言学专业学生的“标配”。

　　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中，徐先生抓住汉语方言作为突破口。不同地域的方言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活化石，隐藏着汉语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动因。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徐先生和同事、学生们多次展开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方言材料，浙江宁波、河南洛阳、河北涿鹿、湖南韶山和山西大同、朔州、太古、太原、闻喜、祁县、平定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2年，徐先生被公派到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进修，主修历史语言学。这时候的徐先生，已经年过半百。一个一生只吃小时候吃过的菜的人，在异国他乡，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中，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不适？徐先生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也没考虑过要去哪儿欣赏异国风光，去哪儿感受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繁华。他所有的心思都集中于怎样利用短短一年时间完成自己的研学计划。在美期间，他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个地方旅游。除了听课、听讲座、阅读文献资料，就是和学者们一起讨论，经常工作到深夜。他还对四位著名语言学家进行了单独访谈，包括研究罗曼语的马尔基尔（Malkiel）教授，研究藏缅语的马提索夫（Matisoff）教授，研究藏语、苗瑶语和汉语史的张琨教授，以及提出词汇扩散理论的王士元教授。这些访谈后来发表，为当时的国内语言学界带来一股新风。

　　熟悉了国际最新语言学理论，又有多年方言田野调查、汉语音韵史文献整理的积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徐先生发表了多项影响遍及海内外的成果。尤其是1991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引起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在这部书里，徐先生系统介绍了历史语言学各个重要学派的理论方法，并把这些方法综合应用到汉语方言和汉语音韵史的分析中，提出并论证了“叠置式音变”这一新的音变方式，闯出了从汉语材料中提取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路子。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语言演变一般原理的理论著作。

　　在引介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这一历史潮流中，徐先生可以说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历史语言学》所应用的理论，音系平行对称说、空格拟测法、词汇扩散说等当时在国内还少有系统介绍，语言变异更是国际语言学界新出不久的热点理论，即使今天也不过时。这时候的徐先生，已经称得上功成名就，名满学界。走到这一步，很多学者往往“见好就收”、安度晚年了。然而，1991年，在60岁的花甲之年，徐先生却抛弃了自己早就驾轻就熟的西方语言学路向，抛弃了自己前半生的理论成果，提出了“离经叛道”的“字本位”，从零开始开辟新的语言学之路。

　　建构“字本位”理论

　　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确促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成长。然而，这也导致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成为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追随者、消费者。事实上，西方语言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汉语现象，徐先生之前的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曾为改变这种情况而努力。吕叔湘先生痛心于“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朱德熙先生呼吁“摆脱印欧语的眼光”，不要“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他们都希望能建立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在这条路上，徐先生用他的“字本位”理论树立了一个鲜明的路标。

　　在前半生的研究中，徐先生发现，“五四”以来，汉语音韵和方言领域成果丰硕，语法研究却困难重重。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词、有没有词类、有没有主宾语、什么是句子等，在印欧语研究中很容易达成一致，在汉语研究中却一直争论不休，至今难以取得突破。徐先生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由于汉语和印欧语特点不同，而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基本结构单位的不同：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二者相互限定；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则是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字”。汉语音韵和方言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自高本汉和赵元任开始，一直抓住“字”之音，继承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脉络，也就适应了汉语的特点。而始自《马氏文通》的语法研究则放弃了“字”，以印欧语的“词”为标准寻找汉语中本来就不存在的“词”，自然也就不容易找到满意答案，很多基本问题穷尽学者们几十年的精力仍然悬而不决。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先生一直致力于“字本位”理论的建构，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专著。1997年，52万字的专著《语言论》出版；2007年，遗著《汉字字本位语法导论》出版。

　　“字本位”理论，以“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尝试建立一套符合汉语本来面目的语义句法新体系。“字”这一名称，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口头笔下不离。“字正腔圆”中的“字”是指音，“字斟句酌”中的“字”是指义，“白纸黑字”中的“字”是指形——用徐先生的话说，“字”是联系语法层面和音系层面的枢纽，有明确的音系对应单位即音节，是汉语符号编码的基础单位，因而具有母语者的心理现实性，并与文字单位相统一，形成“字”的形音义一体，成为跨语音、语法、语义等子系统的基点。然而这样一个对汉语系统至关重要的单位，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里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位置。取代“字”的，是来自西方语言学体系的“语素”。徐先生反对用语素取代“字”，因为印欧语的语素是从词分析出来的，研究印欧语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词的形态是由哪些语素构成的；而汉语的“字”或本身是词，或先于词而存在，与语素的性质有根本不同。汉语的“字”和印欧语的词、句一样，都是现成的、封闭的、有明确边界，在语言社团中有心理现实性，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明确感知到，而这也是人类语言基本结构单位都具有的特点。“字”以“1个义类×一个义象”的编码原则构“辞”（以区别于印欧语标准的“词”），形成了汉语中大量的以后字或前字为核心字的辞群，如“险峻、陡峻、高峻、严峻”和“峻文、峻切、峻法、峻急”等。字和辞都以语义为核心，没有印欧语的屈折变化，通过不同层次的语法化“因字而生句”，构成的句子以“话题—说明”为框架，是开放的；印欧语则相反，词进入句子就要有屈折变化，以“主语—谓语”的一致关系为框架，构成的句子是封闭的。从“字”到“句”的各个层面，都体现了汉语社团自古以来“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隐喻思维方式，与印欧语的思维方式不同。

　　大约与徐先生同一时期，法国汉学学者白乐桑编写了一本教法国人学汉语的教材，明确提出汉语教学应“循汉语之本来面目”、以“字”为本位。2002年，北京大学教授王若江撰文评介了这一“字本位”教材。应该是由于“字”触及了对外汉语教学长久以来的痛点，教学实践方面的感受尤为直接鲜明，从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字本位”理论引起热议，并不断延伸至和汉语相关的多个领域。不少学者为之激动不已，认为这是真正能够揭示汉语本来面貌的中国特色语言学，找到了汉语研究的根本。有来自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学者专程登门拜访徐先生，认为“字本位”理论才能解释汉语使用者“既有用旧字造新词的创造力，又有看旧字懂新词的领悟力”，以及如今“知识数量爆炸，英语单词数量爆炸，汉字数量不爆炸并且守恒”的现象。

　　“字本位”理论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体系，但因其初创不久，还不成熟，大量批评、不解也随之而来。21世纪初那几年的语言学会议，“字本位”成了会上会下的热点话题。一些敬佩徐先生的学者，会上不愿公开批评，私下却忍不住叹息：“他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太可惜了！”徐先生也会感到孤独，但对于客观的批评意见，他不但不反感，反而很重视。南开大学教授刘叔新先生名望素著，他不认同“字本位”，曾在讲学时公开批评这个理论。徐先生听说后，专门问身边的学生刘先生讲了什么，“刘先生的批评意见尤其要认真考虑，对以后改进理论很重要”。刘叔新先生不认同“字本位”，有一次却批评了一位反对“字本位”的学者：“徐先生非常听得进批评意见，但你总不能连‘字本位’的意思都没弄明白就乱批。”有次徐先生向同事打听，认不认识广州的一位女学者，想请她参加青岛的“字本位”讨论会，因为“她有一篇批评‘字本位’的文章写得很好”。

　　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看似推翻了自己前半生的观点，实则与之一脉相承。正是在多年的音韵和方言研究中，他重新发现了“字”，《历史语言学》提出的“叠置式音变”其实也是“字本位”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理论看似否定了前人的理论观点、另起炉灶，实则是接过了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诸先生的接力棒，在“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建设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条路上向前走了一大步。这个理论看似突出了汉语在本位方面的特殊性，但并不是要与西方语言学决裂、把汉语孤立于世界语言之林。恰恰相反，徐先生一方面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从汉语的特殊性出发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从古今汉语共同的底层机制中探寻语言的普遍性原理，希望最终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用徐先生的话说，就是“用高科技手段到传统学术领域探宝”。

　　思想者的幸福

　　曾有人问徐先生，为何甘冒大险弃旧而创新？万一出了差错，不担心“血本无归”吗？徐先生很坦然地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学工作者，用不着考虑那么多。大约由于问他类似问题的人着实不少，徐先生在《语言论》自序中说道：“‘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状况总得设法改变，总得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摔倒了，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给后人做一块‘此路难行，过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标。鉴于此，我们也就不自量力地去走这艰难的第一步。”

　　徐先生是一位思想者，做学问是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和主要乐趣。作为名声在外的北大教授，他有很多机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贴补家用，但他大部分时间或者在学校，或者在畅春园的家里。学生、同事、同行，只要想找他讨论学术问题，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一边喝着他沏的浓茶，一边跟他交流探讨。

　　徐先生善于向自己的老师学习。在一次采访中，徐先生说，他的观点和高名凯、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观点都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他的研究路子却颇受他们的启发。高先生原来是学哲学的，思考问题高屋建瓴，能把握全局，对他的思路形成很有影响；朱先生的文章没有单纯讲理论的，但每一篇都有理论深度，把理论渗透于具体的材料分析中，这也影响了他的文章风格。观点的不同丝毫不影响他对师长的情感，他认为学问就是这样，“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

　　徐先生也致力于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思想者。他对学生的要求不是听话，而是要能“提出问题”。王洪君先生回忆自己跟随徐先生写硕士论文时，对于许多论文和读书报告，徐先生总是只问一句：“你看出了什么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为了锻炼她“提出问题”的能力，徐先生把自己新写的文章给她看，要求她一定要找出其中的错误。经过反复训练，王洪君先生能够对别人的文章特别是对徐先生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了。后来王洪君先生有一句“嬉言”大约也继承自徐先生：“什么是导师？导师就是制造漏洞的人，学生就是那补洞的人。”其他学生也是如此，到徐先生家里和他聊天，就喜欢“攻击”他的理论。他从不生气，总是笑呵呵地伸出手说：“拿出证据来啊。”以至于王理嘉先生常“怂恿”徐先生的学生：你们要想得到徐老师的赞许、夸奖，最好特立独行，发表跟他不同的意见。照猫画虎、亦步亦趋，那是要“挨剋”的。

　　在学生的回忆中，徐先生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幸福在于，他一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生活有保障。工资足够支撑他简朴的生活，学校分的房子让他居有定所，他就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国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中。不管追逐这个理想的过程是平坦还是坎坷，他都幸福地前行。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徐先生的语言学理论，他的前瞻性、敏锐性尤其令人感佩。最近十来年，复杂性科学思潮的影响直达文理工各学科。在语言学领域，源自欧美的动态系统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成为新一代先锋理论。然而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徐先生已经质疑了结构主义的语言静态、同质、线性说，关注到量子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蕴含的科学哲学观及其对语言学的影响。他主张科学研究要改变“拆零”的方法，并引用比利时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戈金的话“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转为实际状态”，这正是当今复杂性科学思潮的诉求。在语言学这条路上，徐先生始终在不懈求索，他走得不轻松，但一直享受着思想的幸福。

　　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有争论的学术才是有活力的，否则学术将死去。“字本位”理论在很多人眼中“离经叛道”，但仍然公开发表在中国的权威期刊上，由权威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部专著。这说明我们的学术是充满生命力的，徐先生建设中国特色语言学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本版图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娟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