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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魂》:中国电影是否梦见一只科幻全羊?

发布时间:2022-03-28 14:13:00来源: 文艺报

  作者:西 夏

  《缉魂》在去年初上映时,曾经引起过某种程度上的轰动。因它改编自科幻作家江波的一篇获奖小说,所以该片的“科幻”属性早早地被注意到,整个科幻文化圈都对影片报以巨大期待,加上近年来的科幻影视热潮、“科幻十条” 等文化环境及政策刺激,这种期待在无形间被放大了许多。

  该片类型杂糅悬疑、惊悚和犯罪,再加上科幻、家庭、伦理、爱情,有人说这是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也有人认为这种杂糅恰恰显示出创作者在类型定位方面的混乱。因而不但没有扩大受众范围,反而让各类型的特定观众群都发现期待落空,造成某种口碑的反噬。

  作为科幻文化行业从业者,我想重点谈一下这部电影的科幻美学问题,我认为电影在科幻的类型表达上既不科幻、也不科学,也就是说,它似乎不具有科幻电影特有的“类型愉悦”,换言之,就是没有“科幻感”。

  科幻的“外皮”

  在小说中,RNA物质被主角做成了粉末,导致意识不但可以移植,还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染扩散。暂且不论观众中的生物学家是否会“吐槽”这个设定,这是原作科幻设定的重要部分,有着巨大的故事空间可以展开,种种惊奇、惊骇、惊恐万状都可以从这里演绎出来。可惜导演在改编时抛弃了这些可能性,只是借了原作设定的一层科幻“外皮”。这个说法不但完全成立,甚至就连这么说都显得多余,事实上这层“皮”根本不需要找科幻作家来借,因为许多网络大电影和网文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设定。苛刻一点来说,倘若把这里的“意识移植”置换成任何一种魔法、巫术、电击、雷劈、喝迷魂汤等法术,故事冲突和人物关系照样成立。对于科幻小说原作来讲,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创意浪费,原著科幻小说框架下丰富而复杂的戏剧冲突也随之冲淡。

  在科幻小说的改编中,如果电影只是借用一层科幻“外皮”,倒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原罪,关键是这层皮也没得到很好的使用。依据媒体公布的导演访谈,他非常强调并追求现实主义,要把一切都做得真实可信。所以,在“近未来”的视觉设定上,影片没有去强调太超前的科技感,基本都是10年后会实现的技术,诸如曲面屏电脑、语音控制、机场玻璃大屏幕,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在真实性层面上,电影对待一种过于超前的生物科技,是不是就显得随意了些?按照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10年后能实现大脑的意识移植吗?以今天观众的认知水准,会相信意识移植真的可以像拷贝硬盘那么容易吗?我们看到影片中的意识移植过程恰恰就是这么随意甚至简陋,在最需要看到“科幻感”的地方,导演反而放弃了科幻感的呈现,倘若这时还要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一部硬核科幻电影,说明片方从商业形态上没有把握住科幻类型的核心卖点到底是什么,科幻圈层核心受众没法认可也是可想而知的。假如我们硬要观众先接受这是“科幻”,是一个需要预先接受的设定,那么也没问题,但这一设定的影像表达就绝不能是平平常常的现实主义——而必须表达为一种奇迹中的奇迹,同时又合乎自身的内在逻辑,否则就相当于没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接受汽车加速到88迈就穿越时空(《回到未来》,1985),可以接受一个工人掉到泡菜坛子里被保存了100年、醒来后在纽约开启冒险历程(《美国泡菜》,2020),但无法接受大脑移植后的李燕不但知道自己变成了王世聪,还同时记得要继续用李燕的身份继承公司并履职,她甚至可以在两个意识之间随心切换。那么,到底是谁在指挥这个切换过程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接受障碍。我们都知道人的意识脱离不了身体的经验、肉体的记忆,连《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铁拳》这类奇幻故事都能照顾到的起码常识,一部号称追求写实的“科幻”电影,却这么敷衍地对待科技设定,这与影片整体上的努力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它极大地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

  在江波的原著小说中,被进行了意识移植的人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所以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故事在精神病院展开,主角是被卷入事件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小说篇幅并不长,但情节紧张紧凑,动作感、画面感都很强,而且带有很强的心理惊悚成分,一般导演、制片人都会觉得这个故事适合改编成电影或剧集,但也很容易弄出廉价感,格局上难产生宏大的震撼观感。笔者也在一篇推文中谈到:“……如何让科幻的‘异世界’设定、‘科幻感’、或者说其世界观建构等等都成为(电影的)加分项,这是对创作者美学追求的考验。”

  “惊奇感”与“真实性”

  作家江波作为清华毕业的前IT工程师,在科幻圈以硬科幻著称,其作品常常都有相当程度的技术细节描写,本故事亦不例外,《移魂有术》讲的就是“术”,而电影改编放弃了一种技术奇迹从发现到揭秘的过程,从而丧失了科幻类型美学最核心的特征,那就是惊奇感。于是,影片中的全部科技要素都沦为了图解故事设定的背景板,这样一来,影片对“近未来”的世界观设定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敷衍。而且,影片开头就抛出了使用RNA技术的可能性,让观众提前猜到了故事的走向,这样的“铺垫”方式更让科幻美学强调的惊奇感大大降低。

  原作小说的核心设定包含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维度的展开:一方面,个体在两套不同意识的编码作用下,原来的“自我”逐渐被新的自我侵蚀,出现人格紊乱、分裂,清醒时也开始自我怀疑、痛苦挣扎。在种种混乱与惊骇之中,自我身份逐渐崩塌解体,这些都是当代心理—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内容,对它们的展现过程本身正是影像和表演的绝佳材料;另一方面,科学家造出这种携带大脑意识的RNA粉末,一旦开始空气传播,它就会像烈性传染病毒一样,造成巨大的混乱与社会恐慌。小说里面已经展开描写了主角感到的惊骇情形,故事也由此转折进入一种迫近的巨大危机之中,但电影改编放弃了原作的这些潜力,实在可惜。这无关乎电影改编是否尊重原著情节、原著精神,而是关乎科幻的核心美学特质。

  现在看来,一方面由于导演追求“真实性” 而忽略了对技术奇迹的刻画(这两点本身并不矛盾);另一方面,电影对意识移植的过程和结果的描写又缺乏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科技美感,没有科学逻辑来支撑其“真实性”。既没有奇迹感也没有真实感,这对一部贴上“科幻”标签的商业电影而言是致命错误。惊奇感必须建立在真实感基础之上,何况这里还有“科学”二字,科技真实感如何营造,是事关科幻类型的诗性特征与真实性原则的对立统一,如果没有较好的把握,就会降低或削弱电影的科幻性。本片改编的唯一亮点是引入了性别议题,但这也带来更多的问题。性别错置的议题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本质上还是探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远不是电影里的惊鸿一瞥可以轻易言说的。因此,在被夸赞为“大胆触碰边界”的同时,该片也因此落下了消费性少数群体的恶名。其实,影片对性别议题的描写与刻画存在着双重危险:一是沦为奇观,二是加深偏见,因此电影最后的反转更像是片末彩蛋,它或许能带来小小的感动,却反倒落下了“女人(李燕)的身体谁做主”的疑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花费大量时间去渲染巫术,最后又对巫术的细节语焉不详,其占据的银幕时间跟故事的科幻设定相去甚远。若要说这是台湾导演试图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跟观众和市场“接地气”的一种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所谓的“东方玄幻科幻”叙事模式,那不妨看看同样是台湾导演拍摄的电影《双瞳》。该片讲述了一个貌似修仙杀人、实则是高科技害命的故事,背后有着周密细致的犯罪计划,带出强大的科学逻辑,倒更有科幻的惊奇感。而《缉魂》显然并没有做到,乃至对于抑郁症等近年逐渐被大众认知的身心疾患,也只有非常肤浅的概念化描写。由于类型混杂、叙事失焦、主题暧昧等问题,导致影片在营销上似乎也找不到话题抓手。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部犯罪悬疑商业片,《缉魂》还是具有一定的可看性。但要说本片为中国科幻电影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或难承其重。既然导演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对科幻美学并不感兴趣,观众也无人再提国产科幻电影的“开门”或“关门”之类的话题,业界同仁大可放下对此一役的焦虑。想要科幻影视繁花似锦,应当放弃对任何一部单独作品的“执念”,毕竟好的科幻故事我们有太多,无论原创还是改编,中国科幻电影未来依然可期。(西 夏)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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