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写尽苍生——20世纪广东美术家人物写生个案研究展”获悉，广东美术馆对馆藏多年未曾展出过的数百件珍贵手稿进行梳理和展示，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三位广东美术大家——黄少强、符罗飞、杨之光的人物写生作品。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王绍强担任总策划。展期至4月6日。美术大家“写生视角”下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巧蓉 供图/主办方

　　从三个写生片段 管窥20世纪广东美术发展轨迹

　　关于“写生”，策展人吕子华介绍说：“写生，作为一种观察和记录生活的方式，它非常直观地反映了艺术家眼中的人、事、物，每一次的注视都体现了一种观看角度，引用约翰·伯格的话，即‘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人的观看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选择看到了什么，其实都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将对象置于与它相关的事物链之中，构成我们之所见。写生，透露了艺术家如何构建他们眼中的现实，我们也尝试着从中探析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观看’。”

　　把20世纪广东美术家的人物写生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透露，“这是广东美术馆首次对这三位艺术家进行对比研究和展示，从三个‘写生’的片段管窥20世纪广东美术的发展轨迹，以‘写生’作为切入点，展现了三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写生’的不同诉求，体现了艺术家观照社会、生活的角度和立场，及其笔下所构建的‘现实’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时代广东美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黄少强：以写生探索中国画的革新之路

　　作为岭南画派的入室弟子，黄少强深受“新国画”思想的影响,作为当中少有的人物画家，在其短短的一生当中创作了极其丰富的人物图谱，尤其在他的周游时期。

　　据悉，黄少强1919年师从高奇峰习画，在其师的鼓励下多次外出郊游写生。黄少强在自传中称1929年和1932年~1935年为“周游时期”，这段时间的观察和写生的积累使黄少强能够迅速抓住人物动态神情的特点。

　　策展人吕子华表示，黄少强在他的周游时期画下的民生百态十分生动，而这段时期的写生画很大程度上使黄少强的作画风格更趋于线条化,舍弃了多重的渲染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而“到民间去，百折不回”的宗旨始终指导着黄少强一生及其后人的创作。“岭南画派宗师高剑父在多次演讲中强调，复兴中国画首先要从人物画入手，人物画最能代表时代，让所有人一看就能明白接受，这方面在黄少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符罗飞：把写生当作革命艺术的有力武器

　　符罗飞一生充满传奇，出生于渔民家庭，曾漂泊日本、意大利等地打工和求学。策展人吕子华表示，现存符罗飞留学期间的作品并不多，他最为人熟知的是1938年回国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绘制的大量针砭时弊的速写，而将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进行比对则发现，尽管画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相通的是符罗飞从“那不勒斯画派”继承了对现实的关怀。

　　符罗飞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选择从意大利回国。1946年湖南发生灾情，符罗飞与妻子入湘写生。当时绘画的条件艰巨，往往随手拿起包装纸、草纸、信封就画。据艺术家所说，要画某一形象，必须注意避开直观对象，只能从侧面快笔急就。因此，符罗飞的写生大多是十几或几十分钟之内完成的。

　　在20世纪40年代符罗飞举办过多次抗战救灾展览，在他的笔下有近乎嘶吼的强烈情绪，这时期的写生犹如革命时期快速、有力的武器。新中国成立后，符罗飞仍然把目光聚焦于百姓，善于捕捉各种劳动及大型场景，画中的人物依然生动，而色彩也变得温润起来。

　　杨之光：变写生为生活与创作的纽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迫切需要有写实能力的艺术家来为中国画注入新的生命。杨之光早期的创作便是在这期间中国画改造的洪流中产生的。

　　据策展人吕子华介绍，杨之光1950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跟随徐悲鸿、叶浅予、董希文等老师学习绘画，接受严格的造型基础训练，让他拥有了非凡的写生能力。在创作大型题材《红日照征途》时,艺术家绘制了大量关于植物、场景、服饰、手势、人像等素材，并且坚持田野式写生，追求塑造人物真实、氛围真实、细节真实的场面和事件，在六易其稿的过程中,积累了超过300多张的写生作品。

　　此外，杨之光1958年在周矶农场时的大量速写以及为创作《雪夜送饭》准备的初稿也有展示。《矿山新兵》沿用了类似的创作方式，杨之光将写生的技法发挥到自由的境界，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他的精神。“我们希望在杨之光这一部分更多地还原一幅杰作的创作过程,而非仅仅是作品本身，因为当我们凝视一幅原作的时候，也许会难以想象艺术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而当我们能够为每一张手稿驻足并给予足够的凝视时，也许新的体悟便会由此产生。”